青铜文明：
中国有学者认为青铜技术是中国本土产物，这固然有一相情愿的一面，或许他们可能认为以华夏悠久的文明和三皇五帝的功德智慧，怎么可能落后西方文明呢？是的，确实没有落后，但是那是属于青藏高原地下空间的神族文明，我们其实并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太多东西。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
在形成期，即距今4500~4000年的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突然出现了铜器。古文献上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在形成期，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黄铜。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两件带孔红铜牌饰；河南省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件含锡7%的青铜容器残片；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黄铜残片。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刀、锥、钻、环和铜境，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锻打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比较先进。说明青铜器在中国一开始便以较先进的形式出现，明显说明是外来技术。在中国西部的数量最多、品质最好，又说明青铜技术是从西方传过来。但是那时中国还没有国家形式出现，因此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但是应当承认当时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黄色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模仿的金属柳钉，如果认为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当时的青铜器已经开始转向礼器了。由于以聚落形态的研究为目标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在中原尚未广泛进行，我们对于龙山时代聚落与聚落之间的从属、联合关系了解还不清楚。但中原社会到了龙山时代显然发生了重要的内部变化。夯土城墙的建造与战争和人牲遗迹的发现都指向一个用干戈、有甲兵的新的社会秩序。陶寺的墓地表现了尖锐分化了的阶级，并且表现了上属阶级与礼乐的密切联系。手工业分化的专业中有从事骨卜的与制作祭祀陶器的活动，但至今还没有宫殿建筑、青铜礼器与文字的发现。虽然可以假设青铜礼器与文字的萌芽可能都在龙山时期，但在目前的资料上看来，龙山与下一个阶段的二里头文化之间是有一道很深的鸿沟的。这进一步说明，从二里头文化开始，有外来文明的突然注入或引进。
在鼎盛期的从二里头文化到殷商文化的阶段，这是有宫殿建筑、大规模战争、殉人、用人牲与铸造青铜礼器的阶段。二里头文化中虽然还没有文字发现，但它的宫殿建筑与青铜礼器表示它与殷商近，与龙山远。
转变时期一般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秦代以后（221B.C～1840A.D），礼器比重大减，钱币、度量衡和铜镜经过更新、创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青铜器的主流，在漫长的时间里，中国的青铜器铸造技艺一直保持着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水平。原因是西亚和欧洲已经进入铁器时代，不需要发展青铜器铸造技艺了。
瑞典语言学者高本汉，则谓中国人在产生彩画陶器文化以前，早已居住中土，制造了鬲式三代陶器；至于彩陶文化和它的民族，是后来从西方流人的。第二位持这类见解的外国学者的例子是美国的毕士博。他在1939年发表的《东亚文明的开始》一文中，叙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与黑陶文化以及文明时代的殷周。但在他检讨了中国文明的各项特质以后，发现它们都是外来的：彩陶、青铜器、大麦、战车、文字、牛、羊、马、鸡、水牛、小米、大米、高粱等等，他说不是来自近东便是来自印度。他的结论：“文明最早出现于近东，在那里若干动物被驯养，若干作物被栽培；也是在那里各种基本的发明被创造，城市生活产生。这些成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好几千年。在东亚我们发现当时情形纯然不同。上述文化特质中有许多在这里也有出现，但它们都出现得晚得多，并且表现一个比较进步的发展阶段，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它们是在这里独立发生的，而在若干例子中我们可以找到它们自西方起源的确凿证据。因此，后来在东亚建立起来的文明，其起源与基本类型必须归因于从古代近东来的文化传播所致的刺激。有人(如毕士博)说中国文明重要的因素都是外来的，反过来有的学者便争论中国文明若干成分实际上是本地起源的。李济在一篇讨论中国上古史的文章中，批评毕士博的说法，指出中国古代文明中至少有三件物事是确确凿凿土生土长的，即骨卜、蚕丝与殷代的装饰艺术。“这三件，外国人讨论东方文化时，只管可以不提，却不能不承认是远东独立发展的东西。”
从铜矿和锡矿的分布来看，西南亚和东南欧最早进入青铜时代是有物质基础的。然而在中国，青铜时代的兴起在矿业学界却有一些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作为当时中国最为发达的青铜文明-商朝分布在以河南为中心的地带，令这些矿业学家困惑的一件事是河南地区缺铜无锡，而这两样东西正是青铜的两大主要原料。河南虽然有铜，殷墟安阳附近的铜矿今天还在开采，但是缺乏足够的铜，矿业学家普偏的看法是河南本身的铜矿远远不足以提供商朝所需的铜。而锡的分布则更让人沮丧，近代的勘探人员在河南找了一百多年连锡的影子都没发现，古籍中少数几处记载勘探后发现都是铅矿。中国的锡大部分分布在云南和广西，跨过南岭地区只有江西有较多的锡分布。而过了长江只有兴安岭、蒙古、新疆西部有几个矿点分布。尽管缺乏古籍上的记载，但是看来在中国的远古时代应该存在一条可能长达2000公里的青铜之路，沿着这条青铜之路，铜和锡源源不断地注入了中原王朝。近年来的研究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商朝青铜器的铜的来源问题。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发现，一个是同位素研究，另一个是古铜矿遗址的发现。彭子城、刘永刚、刘诗中等对商朝青铜器和铜锭、粗铜等作了同位素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商王朝的铜有两个主要来源，一部分来自长江中下游的江西湖北等地，一部分来自于河北辽宁等地。另外，1994年，金正耀、李晓岑等先生分析了殷墟妇好墓、新干大洋洲商墓、云南昌宁战国墓出土的部分青铜器，发现其中一些青铜器中的铅同位素比值很低．而具有这类低比值的异常铅的矿物产地只分布在云南的永善、巧家 昭通、永平、元谋几个地区，至今在我国其它地区未见．从而认为中原商代青铜器中的部分矿物原料是来自云南。而古铜矿遗址的发现也在七十年代以后有了突破性进展，最早发现的古铜矿遗址是湖北大冶的铜绿山古铜矿，开采时间至少为商朝晚期，残余炼渣40余万吨。铜绿山古铜矿的发现在全国带起了一个古铜矿遗址发现高潮，到现在为止共发现古铜矿百余处，其中重要的有:1.江西瑞昌铜岭，开采冶炼开始时间致迟为商朝早期（华决明、卢本珊，1996），一直延续到到战国早期，发现矿井120 余处，平巷18条，出土大量青铜采掘工具，是中国最早的铜矿遗址。2.皖南古铜矿群，开采时间从周朝早期开始，残余炼渣百万余吨。3.山西中条山铜矿群（曲垣、运城等地），开采时间战国晚期。4.宁夏中卫照壁山，春秋时期。5.内蒙林西大井，西周。6.湖南麻阳，战国。7.新疆奴拉塞，时代不明，可能为战国时期。 从铜矿资源的分布来看，中国铜矿资源集中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云南、甘肃三地基地中，其中又以江西居首位，铜矿资源占全国1/3，号称铜省。从铜矿类型来看，云南甘肃的铜矿为硫化物类型，对于古人来说较难冶炼，直到汉以后才有较多利用，而长江中下游铜矿具有较厚的次生氧化富集带易于古人采矿和冶炼。从种种迹象来看，商朝的铜很大一部分来自长江中下游，尤其是江西北部。另外从目前古铜矿中发掘出的采掘工具来看，长江中下游商周矿冶遗址已出土青铜采掘工具百余件，大部为采矿专用工具。而北方地区已发现的古矿遗址，尽管其年代都在西周或东周，时间比南方晚，采掘工具以石器为主，金属器件较为少见。这些石质工具采用花岗岩和玄武岩的砾石粗制而成，有石锤、石钎等类。从采掘方式来看，南方发展了大规模矿井、巷道，北方以露天坑采为主。开采时间，最南方的瑞昌铜岭是开采最早的大铜矿。开采规模，南方留下了以百万吨记的炼渣，皖南一些村子整个就是建在炼渣堆上，北方的开采规模远不能与之相比。由此可见远古时期中国南方的矿冶业远远高于北方。有历史学家认为，史籍中商朝对南频频用兵就是为了保证铜的稳定来源,保证铜路不被截断，商朝在长江中下游的控制力比我们现在估计的要高得多。商朝的青铜已经达到铜锡分别冶炼然后用铜锡配制合金的阶段，在殷墟发现有不少锡块。至于锡矿，虽然有的历史学家仍然寄希望于在河南找到锡矿，但是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在河南找到锡矿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锡矿的分布具有高度的特异性，世界上的几条大的锡矿代，东南亚锡矿带、南岭锡矿带、安第斯山锡矿带都是分布在较新的板块缝合带上与强烈的地壳分异有关。中国主要的锡矿都分布在滇南和南岭地区，距商王朝最近的较大锡矿是江西北部的德安的曾家垅锡矿。鉴于商朝到战国期间所用的锡的量额巨大，锡的来源可能延伸到岭南。目前还没有古锡矿的发现报道，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原生锡矿产于花岗岩中，远古时代尚无能力开采，古人利用的锡矿可能是砂锡矿，开采遗址难以存留。中国的青铜器文化除了商以外都分布在有铜有锡的地方，古人开采铜的地方，出了中原地带外，附近肯定有锡矿分布。瑞昌、吴城、大洋州、南岭锡矿群刚好分布在赣江、鄱阳湖边，四者之间可以通过水路方便地交往，而铜绿山、瑞昌、皖南堆分布在长江南岸，长江又把他们三者联系起来。长江和赣江联系起了一个以鄱阳湖盆地为中心的冶炼基地。从这些证据看来，古人的物质交流活动远比现在的我们认为到的更加复杂，在中国远古可能存在一条联系华南和中原的青铜之路。由于在中原的新石器遗址中曾发现有来自南海、东南亚的海贝，这条青铜之路可能还往南延伸为贝币之路。另一个可能的推测就是江西作为一个铜、锡聚集之地，铜矿和锡矿在江西北部紧密相连，而且具有超过中原的采冶技术，中国的青铜文明的起源地应该有江西。89年春，在江西新干大洋州发掘出483 件种类繁多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其青铜器年代大约相当于商代中期（墓中木材碳14测年数据为距今3370），令人惊讶的是，在出土的483件青铜器中，中原常见的酒器仅有4件，生产工具却有犁、锸、耒、稆、斧、戕、镰、铲、锛、铚、攫（去提手加金字旁）、刀、刻刀、凿、锥、砧等10余种，127件。分为农业生产工具和手工业工具两大类，农业工具12 种53件（全国其他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农具总共才70 件）。出土的犁、耒、刻刀、砧、半圆凿、裁制刀、短剑和手斧等在北方商墓中前所未见。大洋州的发现也许只是江西青铜文化的冰山一角。中华文明的起源应该是多中心的。
有人认为，相对西亚、南亚及北非于距今约6500年前先后进入青铜时代而言，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较晚，但却不能否认它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存在一个铜器与石器并用时代，年代距今约为5500~4500年。中国在此基础上发明青铜合金，与世界青铜器发展模式相同，因而可以排除中国青铜器是由境外传播而来之说。这种观点存在一个逻辑漏洞，那就是铜器与石器并用丝毫不能证明可以产生青铜技术。
青铜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代，但不同地区进入青铜时代有早晚之分。西亚早在五千年前已进入青铜时代，在此之前还有一个上千年的铜石并用或红铜时代，表明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是缓慢而艰难的。东亚大约四千年前才进入青铜时代，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遗址中有零星铜器出土，但不足以表明东亚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古墓沟文化、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才标志着东亚进入了青铜时代。商周之际东亚青铜文化达到鼎盛时期，西亚赫梯王国已进入铁器时代。虽有一二千年的时间差，西亚东亚之间相距近万公里，青铜技术的传播这一复杂的人文历史过程并不是一目了然的。泰列克特等早就明确指出金属冶炼技术公元前2000年左右经高加索或伊朗传入东亚，但国内仍有学者坚信和假定中原是青铜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安诺、纳马兹加、阿凡纳谢沃、安德罗诺沃、古墓沟、四坝、齐家、朱开沟、夏家店、二里头文化遗址就像一组坚实的桥墩，如果充分考虑到游牧民的桥梁作用，我们就会发现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早已存在一条青铜之路。
青铜冶炼和铸造是高度复杂的技术活动，不可能是一人一时一地完成，有一个不断完善和改进的过程，是众人协作的结果。在旧大陆不大可能有两个独立的起源，尽管有人坚持巴尔干和伊比利亚半岛是冶金术的独立发源地。冶金术的具体起源地还难以确定。巴尔干到安纳托利亚一带早在7000年前已开始冶金实践，5000年前已发明范铸法和失蜡法，不同比例的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或铅锡青铜也相继发明。
安诺文化（Anau Culture）是中亚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纳马兹加（Nomazga IV-VI culture）文化、竖穴墓文化（Pit Tomb Culture）、洞室墓文化（Cata combs Culture ）、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标志着中亚及其附近地区4000年前左右进入了青铜时代。常见的青铜器是刀子、凿、针、锥、耳环、指环、斧、剑、头盔、镞、镜、马衔等。这些文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畜牧业和父权日益发展和膨涨，而种植业和母权相对萎缩。
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青铜冶铸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空白。古墓沟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大约四千年前新疆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且与中亚、西亚、中原均有联系。梅建军等认为安德罗诺沃文化在欧亚大陆青铜文化传播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对新疆青铜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库兹美娜指出是欧亚大草原的牧羊人创造和传播了安德罗诺沃和塔里木盆地的青铜文化。
青铜铸造业:
郑州商城内发现有两座大型的铸铜作坊，同时在郑州商城还发现了三个青铜器窖藏坑，出土了一大批商代前期的青铜礼器、生产工具和兵器，其中以青铜礼器最为精致。
郑州出土礼器不仅品种多，而且制作水平极高。仅鼎类就有饕餮(tao tie)鼎、乳钉纹大方鼎、圆形饕餮纹鼎、圆形夔(kui)纹鼎、夔纹扁足小圆鼎等等，其他还有鬲(li)、斝(jia)、爵(jue)、盉(he)、罍 (lei)、尊、盘、斛(gu)、卣(you)、盂(yu)等多种青铜器。这些青型美观大方，花纹精巧细致，个个精美绝伦。
如青铜礼器中出土于郑州南顺城街的饕餮纹乳钉纹方鼎，通高82厘米，口径51厘米，圆拱形双立耳，方口，折沿，斗形方腹，平底，四个柱状空足，腹外壁饰带状饕餮纹和乳钉纹，足上部饰饕餮纹。造型浑厚，气势磅礴，是我国最早的大方鼎之一。出土于郑州白家庄的饕餮纹礨(lei)体制作得十分精细。小口，口沿外卷，长颈折肩，深腹，圜(huan)底，高圈足，肩部装饰云纹，腹部饰饕餮纹和云纹，足部饰有弦纹和三个“十”字形镂孔。另一件饕餮纹提梁卣，体态修长，构思巧妙，通身装饰有华美富丽的纹样，是商代前期青铜装饰艺术一个重大突破，为商代晚期青铜的华丽纹饰开了先河，同时也显示了商代前期青铜铸造技术已相当成熟。以上三件精美的青铜礼器都被河南博物院珍藏。
在郑州商城的青铜作坊中还发现有用来制作青铜鼎、鬲、斝、爵、觚等的陶范，充分证明郑州商城出土的 青铜器是在当地生产的。
青铜器虽然在龙山时代已经出现，并且在夏代有了一些小件青铜制品，但大规模的青铜重器的出现是在郑州商城时期，表明商代已进入青铜时代的繁荣时期。到了安阳殷墟时期，青铜器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司戊鼎那样庞大的青铜礼器。而郑州商城的青铜器，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
参考资料：http://www.chnmus.net/html/20060808/3492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