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近代史，有个强烈的感觉是代沟特别明显。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整整四代人，就是整整四派。洋务派与传统派刚刚论战，维新派又与洋务派论战，才论战了一代人，革命派又找维新派论战。社会思潮如此激进，以至任何早慧者大一圈生肖后马上就沦为落伍者。曾国藩如此，康有为如此，严复、章太炎还是如此。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却未能破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天演论”。
这便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复杂性。清朝只有经过逐步升级的变革来轮番冲击，才能最后毁灭。鸦片战争以来，国家任人宰割，中国人当初极力求索的不会是如何推翻清朝，而是如何使国家富强，直到出了个孙中山，人们才知道“扶清”与“灭洋”是矛盾的，推翻清朝才是强国的必由之路。这才把斗争矛头对准清朝，这才酝酿“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且，人们这时要推翻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王朝，而是一个末代王朝，即一口气要消灭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这个历史任务重不重？这场革命该不该复杂呢？
公元1857年，在许多中国最敏锐的思想家尚未认识到清朝须灭亡的时候，欧洲一位伟大人物却看清了历史的路标。他说：“中国的南方人（指太平天国）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这位伟人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逝世十六年后，清朝灭亡。继之而起的中华民国，正是整个亚洲第一个试图走向共和的国家。
为了埋葬清朝，孙中山和他的同仁不知准备了多少年，战斗过多少次。他的哲学是“知难行易”。这是从百折不挠的革命生涯中总结的心里话。难的是找不到方法，看不到捷径。“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孙中山心里特别着急。武昌起义前，他亲自领导或策划了十多次起义，除一次发生在湖南，其余皆发生在两广或西南边陲，对大陆腹地形不成足够的震撼。哪里才是清朝统治的薄弱地区呢？哪里才是清政权的罅隙呢？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不如在清政府看家护院的正规军中发展革命党。辛亥年，曾是湖广总督林则徐禁烟试验地、太平军湘军必争之地、张之洞办洋务根据地的武汉三镇部分正规军终于起义，革命顿时“九省通衢”。
还有四点可以佐证辛亥革命之艰难。一是暗杀问题。暗杀一度被革命党人奉为时髦的办法，而使革命在换汤不换药的时局里自欺欺人。秋瑾即是因徐锡麟行刺安徽巡抚案而暴露的。后来，宋教仁、廖仲恺、杨杏佛、李公朴、闻一多均死于暗杀。暗杀他们的人，也自称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二是烈士问题。辛亥革命中，有人战斗而死（如林觉民），有人就义而死（如秋瑾），有人暗杀而死（如宋教仁），有人折磨而死（如邹容），有人蹈海而死（如陈天华）……死的类型多，本身说明了革命之艰巨。陈天华“难酬蹈海亦英雄”，尤其继承谭嗣同慷慨赴死的精神。中国古来都是尸谏帝王，这是尸谏民众的开始。可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东扒西窃了，军阀们谁没有辜负谭嗣同、陈天华呢？革命阵营里变异的军阀、建设阵营里变质的腐败分子，其本质都是烈士的叛徒！
三是军阀问题。辛亥革命得以阶段性胜利的一大因素，固然是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身在海外抓钱袋子，面向国内抓笔杆子，从而部分的唤醒民众，还有个更大的因素，向清朝继八旗军而起的最后卫戍劲旅——新军，抓脑瓜子，抓枪杆子，使堡垒从内部攻破！然而相应的代价就是，由于军队不是创造性重建的，而脱胎于权力分化的旧阵营，则必然走向军权失控、军阀混战，绵延二十年之久。
四是政党问题。孙中山已经意识到，要使革命不变质，必须组建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唯有政党，才可以把先进分子的雄才大略转化为步调一致的集体意志，以清理辛亥革命后给全中国留下的军阀混战的垃圾。可如何阻止黑影爬上党内高位呢？ 1925年12月24日，接孙中山班的年轻人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余迩来行动，已近于军阀，尚能负革命之责耶？”蒋介石止不住自己的“行动”，他利用国民党，利用军阀混战，获得了最高权力。约二十年后，周恩来在国统区评蒋介石说：“全国的矛盾冲突愈大，他的权力愈大。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他会成为一个失败者。”周恩来说对了。
辛亥革命派再一次陷入了历史的二律背反。幸而，这次他们不是像前人那样整体过时，而是明显地分化。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真谛在于民主：民族主义打破少数满洲贵族之专制；民权主义打破少数帝王官僚之专制；民生主义打破少数富翁阔佬之专制。面对中国由农业自足社会向商业交互社会转型，面对是地主、资本家还是民众将主宰中国的政权和财富，反革命的一方借机聚敛出“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与大小资本家一鼻孔出气；革命的一方则将民生史观向唯物史观靠拢，将三民主义导向了旭日东升的新民主主义。
历史地看，辛亥革命仍是一场半推半就的革命，半推半封建社会，半就半殖民地社会。继清朝而起的民国，也就并未因辛亥革命的短促胜利而真正地走向共和，辛亥革命也就未能完成其“份内之事”。即使如此，孙中山等不及了，他尽早给辛亥革命派下达了“超负荷”的新指令：共同富裕。孙中山说，他的民生史观“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明确指示了富民的方向。然而，连辛亥革命的“份内之事”都完不成，孙中山哪有历史条件去履行“超负荷”的使命呢？他抱憾逝世了。宋庆龄，先生的夫人，紧紧注视着他的身后事，紧紧维护着他的指向，就像对他的爱那么终生不渝。她倡导革命的一方共赴新民主主义的抉择，为辛亥革命先驱们尽量减少了遗憾。
这便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复杂性。清朝只有经过逐步升级的变革来轮番冲击，才能最后毁灭。鸦片战争以来，国家任人宰割，中国人当初极力求索的不会是如何推翻清朝，而是如何使国家富强，直到出了个孙中山，人们才知道“扶清”与“灭洋”是矛盾的，推翻清朝才是强国的必由之路。这才把斗争矛头对准清朝，这才酝酿“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且，人们这时要推翻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王朝，而是一个末代王朝，即一口气要消灭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这个历史任务重不重？这场革命该不该复杂呢？
公元1857年，在许多中国最敏锐的思想家尚未认识到清朝须灭亡的时候，欧洲一位伟大人物却看清了历史的路标。他说：“中国的南方人（指太平天国）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这位伟人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逝世十六年后，清朝灭亡。继之而起的中华民国，正是整个亚洲第一个试图走向共和的国家。
为了埋葬清朝，孙中山和他的同仁不知准备了多少年，战斗过多少次。他的哲学是“知难行易”。这是从百折不挠的革命生涯中总结的心里话。难的是找不到方法，看不到捷径。“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孙中山心里特别着急。武昌起义前，他亲自领导或策划了十多次起义，除一次发生在湖南，其余皆发生在两广或西南边陲，对大陆腹地形不成足够的震撼。哪里才是清朝统治的薄弱地区呢？哪里才是清政权的罅隙呢？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不如在清政府看家护院的正规军中发展革命党。辛亥年，曾是湖广总督林则徐禁烟试验地、太平军湘军必争之地、张之洞办洋务根据地的武汉三镇部分正规军终于起义，革命顿时“九省通衢”。
还有四点可以佐证辛亥革命之艰难。一是暗杀问题。暗杀一度被革命党人奉为时髦的办法，而使革命在换汤不换药的时局里自欺欺人。秋瑾即是因徐锡麟行刺安徽巡抚案而暴露的。后来，宋教仁、廖仲恺、杨杏佛、李公朴、闻一多均死于暗杀。暗杀他们的人，也自称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二是烈士问题。辛亥革命中，有人战斗而死（如林觉民），有人就义而死（如秋瑾），有人暗杀而死（如宋教仁），有人折磨而死（如邹容），有人蹈海而死（如陈天华）……死的类型多，本身说明了革命之艰巨。陈天华“难酬蹈海亦英雄”，尤其继承谭嗣同慷慨赴死的精神。中国古来都是尸谏帝王，这是尸谏民众的开始。可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东扒西窃了，军阀们谁没有辜负谭嗣同、陈天华呢？革命阵营里变异的军阀、建设阵营里变质的腐败分子，其本质都是烈士的叛徒！
三是军阀问题。辛亥革命得以阶段性胜利的一大因素，固然是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身在海外抓钱袋子，面向国内抓笔杆子，从而部分的唤醒民众，还有个更大的因素，向清朝继八旗军而起的最后卫戍劲旅——新军，抓脑瓜子，抓枪杆子，使堡垒从内部攻破！然而相应的代价就是，由于军队不是创造性重建的，而脱胎于权力分化的旧阵营，则必然走向军权失控、军阀混战，绵延二十年之久。
四是政党问题。孙中山已经意识到，要使革命不变质，必须组建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唯有政党，才可以把先进分子的雄才大略转化为步调一致的集体意志，以清理辛亥革命后给全中国留下的军阀混战的垃圾。可如何阻止黑影爬上党内高位呢？ 1925年12月24日，接孙中山班的年轻人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余迩来行动，已近于军阀，尚能负革命之责耶？”蒋介石止不住自己的“行动”，他利用国民党，利用军阀混战，获得了最高权力。约二十年后，周恩来在国统区评蒋介石说：“全国的矛盾冲突愈大，他的权力愈大。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他会成为一个失败者。”周恩来说对了。
辛亥革命派再一次陷入了历史的二律背反。幸而，这次他们不是像前人那样整体过时，而是明显地分化。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真谛在于民主：民族主义打破少数满洲贵族之专制；民权主义打破少数帝王官僚之专制；民生主义打破少数富翁阔佬之专制。面对中国由农业自足社会向商业交互社会转型，面对是地主、资本家还是民众将主宰中国的政权和财富，反革命的一方借机聚敛出“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与大小资本家一鼻孔出气；革命的一方则将民生史观向唯物史观靠拢，将三民主义导向了旭日东升的新民主主义。
历史地看，辛亥革命仍是一场半推半就的革命，半推半封建社会，半就半殖民地社会。继清朝而起的民国，也就并未因辛亥革命的短促胜利而真正地走向共和，辛亥革命也就未能完成其“份内之事”。即使如此，孙中山等不及了，他尽早给辛亥革命派下达了“超负荷”的新指令：共同富裕。孙中山说，他的民生史观“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明确指示了富民的方向。然而，连辛亥革命的“份内之事”都完不成，孙中山哪有历史条件去履行“超负荷”的使命呢？他抱憾逝世了。宋庆龄，先生的夫人，紧紧注视着他的身后事，紧紧维护着他的指向，就像对他的爱那么终生不渝。她倡导革命的一方共赴新民主主义的抉择，为辛亥革命先驱们尽量减少了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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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2-03-18
最近观看了热播的《辛亥革命》，了解了100年前的中国在满清统治下，种族歧视非常严重，对汉民族施用种种惨酷的压迫；到了清末政府腐败不堪，官吏肆意搜刮民财，人民的生活已到穷途末路了。加上帝国主义不断向中国做经济、文化侵略，中华民族受到这种侵略辱，不仅人民无以聊生，连国家也面临覆灭的命运。孙中山先生看到这种情形，知道民族已经面临存亡的关头，如果不推翻满清政府，便无法拯救中国。于是便集合许多同志进行革命工作。
孙中山先生决心革命的时候，年纪才二十岁。当时他是以学堂做为宣传革命的根据地，并且利用行医看病的机会，向外一步一步扩展，吸收同志。
到了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时，孙中山先生组织兴中会，革命组织才成立。从那时候起，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才一次一次的展开来。
孙中山先生发动的革命前后有十一次。其中以第十次的「黄花岗之役」最为壮烈，牺牲也最惨重；而促使清朝皇帝退位，建立中华民国的一役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十一次「辛亥革命」（武昌起义）。
前所未有的使命向你我他发出了召唤，泪水早已打湿-了我们灵魂的信笺——我们的灵魂，就是黄帝的灵魂，就是中山的灵魂；我们每一个灵魂，不论是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呐喊的、彷徨的、遥远的，都早已在黄帝和中山为我们注-入的血脉里，回荡着黄河的号角。在这号角中，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再属于自己，同时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从此属于我们自己。革吅命远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每一个炎黄子孙，正在那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医生的骸骨下瞻仰着凡十三亿、历八千年的灵光，他告诉我们：从这里开始吧，迈开新的步伐，向一切苦难与耻辱挺-进，为了我们所爱的华夏
孙中山先生决心革命的时候，年纪才二十岁。当时他是以学堂做为宣传革命的根据地，并且利用行医看病的机会，向外一步一步扩展，吸收同志。
到了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时，孙中山先生组织兴中会，革命组织才成立。从那时候起，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才一次一次的展开来。
孙中山先生发动的革命前后有十一次。其中以第十次的「黄花岗之役」最为壮烈，牺牲也最惨重；而促使清朝皇帝退位，建立中华民国的一役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十一次「辛亥革命」（武昌起义）。
前所未有的使命向你我他发出了召唤，泪水早已打湿-了我们灵魂的信笺——我们的灵魂，就是黄帝的灵魂，就是中山的灵魂；我们每一个灵魂，不论是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呐喊的、彷徨的、遥远的，都早已在黄帝和中山为我们注-入的血脉里，回荡着黄河的号角。在这号角中，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再属于自己，同时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从此属于我们自己。革吅命远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每一个炎黄子孙，正在那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医生的骸骨下瞻仰着凡十三亿、历八千年的灵光，他告诉我们：从这里开始吧，迈开新的步伐，向一切苦难与耻辱挺-进，为了我们所爱的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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