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苏轼阻止王安石变法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苏轼之所以批评和反对王安石变法吗，是因为王安石新法的核心是“富国”而“贫民”。

推行《青苗法》是王安石农业改革的主要措施，其实质就是国家以“贷款”为名，用高达40%至60%的年利率强迫向农民征收新税，穷苦百姓是难以承受这种“高息贷款”的。

王安石经济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推行《市易法》，其实质就是国家以低价收购滞销货物，然后让商家贷款购买或赊货，国家收取息金和交易费。市易机构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商业垄断集团，大批管理人员，贪腐成风，开销巨大，税率剧增，大批商户不堪其苦，纷纷倒闭。市易机构为了收回欠款，招人催欠，民不堪命。

王安石变法的另一个内容是实行《免役法》，“以钱代役”，政府用这笔钱去雇人服役。这本来是一项改革，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却违背了改革初衷，在征收免役钱时，增加了高达40—50%的附加税。朝廷通过《免役法》所得款项甚至超过了《青苗法》所得。

王安石变法的结果到底如何呢？据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记载：

变法前的国家年税收，景德年间，一年仅为682万9700石，而变法后的熙宁十年猛增到5210万1029石，增长了8倍，作为户部的经费，“可以支20年之用”。此外，各州县岁收也大大增加，如作为地方政府经费，可用24年。这充分说明王安石变法确实达到了“富国”的目的。

百姓的生活有没有同步提高呢？请看王安石变法期间饿死人的一组数据：

“熙宁中，饥疫人死大半”；“熙宁之灾伤，本路死者五十余万人”；“熙宁八年，两浙饥馑，卒死五十万人”；“民间有钱，尚因无米饿死四十万人”；“熙宁中，杭州死者五十余万，苏州三十余万”；“熙宁中，浙中饿死百余万人。”

仅仅两浙就饿死这么多人，其它地方还未统计在内。北宋时期全国总人口大约有7000万到8000万，而饿死的人数及其所占的比例是骇人听闻的。

元祐七年，苏轼在调任扬州途中看到的社会现实更触目惊心。苏轼在奏状说：“臣顷知杭州，又知颍州，今知扬州，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欠政府税款）所压，死亡过半”。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王安石是一位“国本主义”者，执行的是一条“极左”路线，其结果只能是从百姓身上榨取大量血汗，大大助长了官僚的贪污腐化之风，而苏轼是一位“民本主义”者，当然要坚决反对。

Answer 2

苏东坡以民为本，然而王安石却想的是如何扩充国库

Answer 3

苏轼是属于保守派的。

Answer 4

　　苏轼在仁宗朝时就主张改革，但他不同意王安石的“激进”措施，因此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批判和抵制。他对王安石变法的批判，概括起来可分为“前批判”（推行新法时期）和“后批判”（变法失败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前批判”时期，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分析批判王安石新变法的弊害。
　　熙宁二年（1069）春季，苏轼从四川老家免丧回到京城，正值王安石推行新法，他连续三次上书神宗全面批评王安石新法。
　　他先在《议学校贡举状》中指出王安石的《贡举法》：“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罢经生朴学，不用贴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苏轼建议皇上诏令有关部门“试之以法言，取之以实学”。神宗读后赞叹不已，立即传旨，召见苏轼，征询意见。苏轼坦率指陈：“臣以为，以陛下生而知之的秉赋，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这明显是针对皇上起用王安石等一大批变法派骨干、不顾百姓利益推进新法所作的批评。
　　从王安石的《贡举法》内容来看，不能说不是教育制度上选拔人才的一项改革。但是从他后来重用吕惠卿、章惇等一大批政治投机分子的结果来看，他的《贡举法》确实是为了招揽变法人才，从而为他的变法失败埋下了隐患。
　　接着，苏轼不顾“渎犯天威”之罪和王安石的打压，又连续两次《上神宗皇帝书》，全面抨击王安石新法的弊害。
　　苏轼认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实际上是夺取原来的户部、度支、盐铁三司的权，另外任用一批新人来推行变法。用现代语言的说法，就好像“文革”期间用“文革小组”取代国务院、中央书记处一样。苏轼一针见血地指出：“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故臣以为消谗嬺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苏轼大胆指出王安石新法就是“与民争利”，必须撤销其变法机构。撤销变法机构，就是从根本上取消王安石变法。
　　苏轼认为《青苗法》就是政府放贷赚取高额利息。地方官吏为多放青苗钱以邀功，强迫借贷交息，百姓苦不堪言，必须立即取消《青苗法》。
　　苏轼认为《农田水利条约》只规定“功成则有赏，败事则无诛”，会让那些投机取巧的“浮浪奸人” 肆无忌惮地从中牟取国库和人民的财富。
　　苏轼认为《雇役法》的弊端在于：原来不负担差役的女户、未成丁户都要按定额的半数交纳役钱（即所谓“助役钱）会加重一般老百姓的负担，会使那些贪官污吏，“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毒”。
　　苏轼认为《均输法》“亏两税而取均输之利”的做法，不仅不能增加朝廷收入，相反为推行《均输法》而“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会增加国库的开支，加重百姓的负担。
　　其他，诸如方田均税法、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苏轼也都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且不说王安石“新法”中是否含有合理的成分，且不说苏轼对新发的批评是否完全正确，但就其批评的内容和立足点、出发点来看，都是为了体恤民生，减轻人民的负担，解除百姓的疾苦。
　　这时的苏轼仅仅是一个官小位卑的文职官员，他明明知道神宗把“变法”当成“富国”的头等大事，而王安石又是权倾朝野的重臣，这些奏状不仅仅是对王安石的抨击，也是对神宗的批评。“渎犯天威”是要杀头的。若无大智大勇和舍生忘死的心理准备，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苏轼被排挤出京城以后，并没有停止抵制王安石变法，他用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向朝廷反映变法后的真实情况，申述自己的观点。
　　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苏轼外放到杭州任通判时，亲眼看到王安石变法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再次《上神宗皇帝书》，他说：“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人主失人心则亡。”苏轼认为，民心的得失是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得人心者为“王”，失人心者为“独夫”。苏轼把皇帝比作“累卵” 、“木” 、“灯”和“鱼”，而把人民比作“太山” 、“根”、“膏”和“水”，如果处理不好，“累卵”就会坍塌，“木”就会枯死，灯就会熄灭，鱼就会干死。这实际上是针对王安石“敛财伤民”的变法宗旨和遭到民怨的结果而进行的再批判。
　　熙宁七年（1074），苏轼移知密州，亲眼看到百姓不堪重赋，走投无路，沦为盗贼。他又上书《论河北京东盗贼状》：“民不堪命……冒死而为盗则死，畏法而不盗则饥，饥寒之于弃市，均是死亡，而赊死之于忍饥，祸有迟速，相率为盗，正理之常。”他建议皇上“上不尽利，则民有以为生，苟有以为生，亦何苦而为盗”。这实际上也是对王安石变法的后果所进行的揭露，希望朝廷停止变法，给人民一条生路。
　　苏轼还坚决反对变法派三司使章惇提出在“河北京东”实行“榷盐”的主张。他在《上文侍中论榷盐书》提出：在河北、京东千万不能实行“榷盐”，必须让祖祖辈辈靠煮盐为生的“小民仰以为生”。他指出，如果实施“榷盐”，只能“失民而得财，明者不为。况民财两失者乎？”这是对王安石变法中的国家垄断政策提出的批判。
　　元祐元年（1086），苏轼在中书舍人任上，又写了《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他在奏状说：“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因此，他建议朝廷“所有已请过钱斛，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即十批、十次）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并与放免。”这就是说，废除《青苗法》后，农民所欠官府的钱粮，允许分期分批归还，四等以下的贫困户应该全免。苏轼的这份奏状，为朝廷是年八月宣布废除《青苗法》画上一个句号。
　　第二阶段为“后批判”时期，从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直至苏轼逝世之前，苏轼用变法以来“伤民”的铁证对变法进行清算和再批判。
　　哲宗元祐初年（1086）宣布废除新法。但是，苏轼并没有停止对王安石变法造成的严重后果所进行的清算与批判。
　　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出知杭州。他经过调查发现，王安石变法的“后遗症”十分严重：一是“市易欠”，杭州尚有112户没能收回他们在神宗朝时抵押的屋业田产。二是“盐欠”，神宗朝时所欠的官盐钱，杭州尚有422户无力偿还。三是“酒欠”，神宗朝的酒务官吏，诱骗百姓“以产当酒”，杭州尚有404户欠官家酒钱13400贯。四是“绢欠”，神宗朝官吏将“不看上供”（残次品）的绢，通过“赊货”和“假借官势”等手段，致使杭州百姓尚有282户“贫民下户”余欠8200余贯钱。这四种“积欠”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为此他给朝廷写了《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招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的奏状。
　　另外，他还在给朝廷的十多份奏状中，列举“熙宁中”（即王安石推行新法期间）饿死上百万人的事实批判王安石变法造成的严重后果。（本文第二部分已经作了论述，不再赘述。）
　　元祐七年（1092）五月十六日，苏轼知扬州，再次上书朝廷《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招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揭露了地方酷吏勒索、敲诈百姓的凶残嘴脸和暴虐行为。一个月后，苏轼又写《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上奏朝廷。
　　苏轼在杭州、扬州给朝廷写的有关除免“积欠”的一系列奏状，除了为民请命外，也是对王安石变法造成的严重后果所进行的清算与批判。
　　直至苏轼被贬岭南，仍然“九死岭南吾不悔”，坚持“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他在海南写下《论商鞅》一文，借批评商鞅用过度、失度、无度的反人道、反人性的“流血刻骨”的强硬而残酷的办法来推行变法，并联系宋朝的社会现实，明褒司马光，暗贬王安石“阴夺民利”导致“破国亡宗”的严重后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苏轼坚持“以民为本”的一贯性、坚定性、原则性、求实性，苏轼是一位真正的、彻底的“民本主义者”。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