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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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官场成就：
1、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
2、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
3、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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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12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白居易坐姿画像
[6]《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主题、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而且主题非常明确。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6]《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主题、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而且主题非常明确。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12-01-10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 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 指导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 但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他的"独善" 之心,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 脱"思想。《自觉》二首其二说："我闻浮图教，中有 解脱门。"求得身退心安，无所往而不适。当他受皇帝 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 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他 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 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 要表现个人感受。无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 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 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 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他 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 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 （《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认为情感活动 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 切联系于当时代的"政"。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 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 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 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 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 元九书》）。又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 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所谓"为 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所 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 刺作用。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在"美刺" 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 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唐生》）， "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 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 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 算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 "空文"。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 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 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③"事□而实"，内 容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④"体顺而 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 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 力实践的。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 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 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 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 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 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 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甚至连杜甫也只 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与元九书》）。同 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 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 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 评。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 其中如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长 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 情绪感伤,寄托深微。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导 致昏庸误国，讽意明显；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 绵绵无绝期"，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流露出作 者的同情。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创 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 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琵琶行》则有遭际 之感。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 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 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 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 说明这两首诗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所以清人赵翼指出， 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 卷四）。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 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 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 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 "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 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 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 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 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 《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 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 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 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 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明畅通俗。平 易，是指用寻常的话，写寻常的事，明白自然，人人能 够领略。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 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 是对于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平 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刘熙载《艺概》说："常语 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 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瓯北 诗话》也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指 出"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 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 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情 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 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 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赵翼又说："其笔快如并剪,锐 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 是平易，其实精纯。"宋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叙 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必真有其事，而他 的作品文字浅显，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大读 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还喜欢提炼民间俗语 入诗，增添诗歌的神趣。《唐音癸签》引《阅耕余录》 说："白太傅诗：'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吴中 以水涨船动为船活,采入诗中,便成佳句。"龚颐正《芥 隐笔记》也说："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 他、欺我、生憎、勿留、赢垂、温暾，皆乐天语。"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訾议。有人说他 "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 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 分作品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 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 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 露，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 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 《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 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所以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 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内容的深刻和风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会 上流传特别广。他在世时，他的诗歌已广泛传诵，"禁 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 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 处处皆是"（元稹《元氏长庆集序》）。他与元稹两人 唱和的所谓"元和体"，"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 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白居易的名声远 播国外。当时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带回去卖给该国 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 一部白集带回国，后陆续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 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 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 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 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 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 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 《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 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 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虽然 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 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 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决 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 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 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 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 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 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而象《草堂记》、《冷泉 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 趣隽永，又是优美的杂记小品。白居易还积极参与了新 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 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 发展开拓了道路。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 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 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 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他 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 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 （《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认为情感活动 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 切联系于当时代的"政"。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 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 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 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 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 元九书》）。又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 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所谓"为 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所 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 刺作用。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在"美刺" 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 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唐生》）， "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 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 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 算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 "空文"。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 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 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③"事□而实"，内 容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④"体顺而 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 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 力实践的。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 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 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 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 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 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 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甚至连杜甫也只 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与元九书》）。同 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 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 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 评。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 其中如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长 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 情绪感伤,寄托深微。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导 致昏庸误国，讽意明显；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 绵绵无绝期"，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流露出作 者的同情。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创 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 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琵琶行》则有遭际 之感。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 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 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 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 说明这两首诗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所以清人赵翼指出， 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 卷四）。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 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 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 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 "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 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 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 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 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 《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 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 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 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 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明畅通俗。平 易，是指用寻常的话，写寻常的事，明白自然，人人能 够领略。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 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 是对于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平 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刘熙载《艺概》说："常语 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 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瓯北 诗话》也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指 出"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 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 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情 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 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 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赵翼又说："其笔快如并剪,锐 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 是平易，其实精纯。"宋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叙 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必真有其事，而他 的作品文字浅显，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大读 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还喜欢提炼民间俗语 入诗，增添诗歌的神趣。《唐音癸签》引《阅耕余录》 说："白太傅诗：'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吴中 以水涨船动为船活,采入诗中,便成佳句。"龚颐正《芥 隐笔记》也说："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 他、欺我、生憎、勿留、赢垂、温暾，皆乐天语。"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訾议。有人说他 "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 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 分作品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 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 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 露，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 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 《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 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所以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 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内容的深刻和风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会 上流传特别广。他在世时，他的诗歌已广泛传诵，"禁 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 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 处处皆是"（元稹《元氏长庆集序》）。他与元稹两人 唱和的所谓"元和体"，"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 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白居易的名声远 播国外。当时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带回去卖给该国 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 一部白集带回国，后陆续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 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 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 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 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 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 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 《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 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 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虽然 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 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 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决 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 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 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 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 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 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而象《草堂记》、《冷泉 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 趣隽永，又是优美的杂记小品。白居易还积极参与了新 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 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 发展开拓了道路。
第3个回答 2012-01-11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喻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他的诗歌通俗易懂、流畅自然，代表作有《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早年热心济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他的诗风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可算是朴而近古，因此流传极广，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作《新乐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确实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同为著名的诗史。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瑟瑟行》等名篇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 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形象鲜明，情节连贯，语言优美，同样是脍炙人口的篇章。《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巅峰人物。 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升根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其《策林》七十五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同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鬼李贺等，白居易被称为"诗魔"。
第4个回答 2010-12-17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其时，不但宫廷内设有教场，在许多城市也都有歌楼伎馆，甚至有些官僚豪绅家里也有歌伎舞女，这种社会风尚为宋词的普遍发展提供了条件。宋词数量巨大，近人唐圭章编的《全宋词》，含著名词人1330多家、作品19900多首。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
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宋词的繁荣与宋代特殊的时代背景和词的文体特点有密切的关系。词产生于民间，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娱乐色彩。宋代由于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文官享受的待遇非常优厚。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时，就公开鼓励大臣们“多买歌儿舞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整个社会形成了竞相追求享乐的风气。又由于宋代（特别是北宋）社会相对安定，政局相对稳定。词这种带着浓厚的娱乐色彩，几乎没有传统的政治、道德负荷的文学形式，在宋代终于找到了最为适宜的生长环境，所以便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起来了。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第三章 苏轼 第一节 生平与性格 一、历尽升沉的一生 变法前，名震京师，初入仕途，初陈政见 变法时出离中央，历任四州，乌台诗案，贬谪黄州。 元佑更化时，重回中央，历任要职，旧党分裂，连放外任。 哲宗亲政，新党复起，贬至岭南海南，徽宗时被赦北归 二、宏博通达的坡仙性格 苏轼一生博览群书，出入儒道，濡染佛禅，杂取各家，并将三家的相通之处融于一身，各有所用，故思想性格宏博开放，灵活通脱。宋代儒道佛三教并存的状况在他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政治态度和任职时期上多取儒家，在人生修养和贬谪时期多取佛道。既“奋厉有当世志，”又能在失意时随缘自适，随遇而安，追求自我完善。 总之，他有极其实际的一面，又有非常超脱的一面；既有十分认真的一面，也有十分随和的一面，在矛盾的统一中，表现出不同寻常的人格魅力。 第二节 “自是一家”的学士词 “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王灼《碧鸡漫志》）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 苏轼对词的最大贡献就是“以诗为词”。就是用写诗的方法写词，把诗的题材、形象、意境、创作方法尽情入词,使词‘诗’化,成为新的独立词体。” 具体表现为，开拓词境，提高词品。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突破音律，弱化词的音乐性，使词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体诗。使事用典，改变词的语言特色。苏词风格多样，尤以清雄旷达、奔放豪迈为其独创，为词史带来全新的审美境界。 精读作品：《江城子》《定风波》《水龙吟》 第三节 苏轼的诗 苏轼创作数量最多最丰富的是诗，约2700多首。叶燮《原诗》云：“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其诗继承了唐宋两代的优良传统，有广泛的题材和多样的风格，体现了过人的创造才情和艺术表现能力，充分表现了他动荡的一生，杂糅的思想，博爱的精神，豪放的才气，旷达的性格，还常常包含着深刻的哲理。 精读作品：《游金山寺》《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其一《饮湖上初晴后雨》《吴中田妇叹》《荔枝叹》； 第四节 苏轼的文和赋 苏轼有各体文章4000多篇，具有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代表了宋文创作的高峰。其议论文雄辩滔滔，而又明快畅达。记叙文随意挥洒，姿态横生，自由通脱，平易晓畅。充分表现他随物赋形的作文本领和才情横溢的奇思妙想。随笔小品涉笔成趣，触处生春，最能表现他富有魅力的性格和富有情趣的人生。 精读作品：《记承天寺夜游》《前赤壁赋》 第五节 苏轼的意义和影响 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人，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他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他全面的文艺才能，出众的人格魅力，使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人最喜欢的作家、最亲切的朋友。处在任何一种境地的正直的知识分子都能从他的作品里找到共鸣。 他的作品当时广泛流传，身后影响深远。在他的影响下，苏门作家成就斐然。他的诗、文、词的创作都在各自的文类领域内达到了发展的高峰，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
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宋词的繁荣与宋代特殊的时代背景和词的文体特点有密切的关系。词产生于民间，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娱乐色彩。宋代由于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文官享受的待遇非常优厚。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时，就公开鼓励大臣们“多买歌儿舞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整个社会形成了竞相追求享乐的风气。又由于宋代（特别是北宋）社会相对安定，政局相对稳定。词这种带着浓厚的娱乐色彩，几乎没有传统的政治、道德负荷的文学形式，在宋代终于找到了最为适宜的生长环境，所以便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起来了。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第三章 苏轼 第一节 生平与性格 一、历尽升沉的一生 变法前，名震京师，初入仕途，初陈政见 变法时出离中央，历任四州，乌台诗案，贬谪黄州。 元佑更化时，重回中央，历任要职，旧党分裂，连放外任。 哲宗亲政，新党复起，贬至岭南海南，徽宗时被赦北归 二、宏博通达的坡仙性格 苏轼一生博览群书，出入儒道，濡染佛禅，杂取各家，并将三家的相通之处融于一身，各有所用，故思想性格宏博开放，灵活通脱。宋代儒道佛三教并存的状况在他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政治态度和任职时期上多取儒家，在人生修养和贬谪时期多取佛道。既“奋厉有当世志，”又能在失意时随缘自适，随遇而安，追求自我完善。 总之，他有极其实际的一面，又有非常超脱的一面；既有十分认真的一面，也有十分随和的一面，在矛盾的统一中，表现出不同寻常的人格魅力。 第二节 “自是一家”的学士词 “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王灼《碧鸡漫志》）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 苏轼对词的最大贡献就是“以诗为词”。就是用写诗的方法写词，把诗的题材、形象、意境、创作方法尽情入词,使词‘诗’化,成为新的独立词体。” 具体表现为，开拓词境，提高词品。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突破音律，弱化词的音乐性，使词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体诗。使事用典，改变词的语言特色。苏词风格多样，尤以清雄旷达、奔放豪迈为其独创，为词史带来全新的审美境界。 精读作品：《江城子》《定风波》《水龙吟》 第三节 苏轼的诗 苏轼创作数量最多最丰富的是诗，约2700多首。叶燮《原诗》云：“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其诗继承了唐宋两代的优良传统，有广泛的题材和多样的风格，体现了过人的创造才情和艺术表现能力，充分表现了他动荡的一生，杂糅的思想，博爱的精神，豪放的才气，旷达的性格，还常常包含着深刻的哲理。 精读作品：《游金山寺》《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其一《饮湖上初晴后雨》《吴中田妇叹》《荔枝叹》； 第四节 苏轼的文和赋 苏轼有各体文章4000多篇，具有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代表了宋文创作的高峰。其议论文雄辩滔滔，而又明快畅达。记叙文随意挥洒，姿态横生，自由通脱，平易晓畅。充分表现他随物赋形的作文本领和才情横溢的奇思妙想。随笔小品涉笔成趣，触处生春，最能表现他富有魅力的性格和富有情趣的人生。 精读作品：《记承天寺夜游》《前赤壁赋》 第五节 苏轼的意义和影响 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人，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他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他全面的文艺才能，出众的人格魅力，使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人最喜欢的作家、最亲切的朋友。处在任何一种境地的正直的知识分子都能从他的作品里找到共鸣。 他的作品当时广泛流传，身后影响深远。在他的影响下，苏门作家成就斐然。他的诗、文、词的创作都在各自的文类领域内达到了发展的高峰，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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