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就思想来源而言,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另一个是中国古代反对专制主义的思想,其中受西方民主思想传入的影响较大.1840年的鸦片战争的结局,不但是中国认识西方器物文明之始,同时也是认识西方制度文明之始.中国人最早认识到的民主,就是在1840年之后传播进来的.
清末民初的民主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范畴.它的产生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世纪40至50年代,这是近代民主思潮的酝酿时期.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面前丧权辱国,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民族危机加深.为了寻求就国救民的道路,一些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开始把西方的民主制度介绍进中国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批人,他们分别编写完成了《四洲志》、《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三部向中国介绍西方政治制度的重要著作.在这三部著作里,他们主要介绍了以下内容：
一、比较具体地介绍了英美等国的议会组织及其职能；
二、称颂英美等国“国事决于公议”的多数制民主原则；
三、强调法律在西方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很明显,这批人都对西方民主政治持积极的态度,但基本上只是现象的粗略描述.更重要的是,他们之所以会关注到政治制度,是因为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政治问题只是随着“师夷”之船坚炮利而顺带进入他们的视野.这也决定了林则徐、魏源等人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了解还是相当有限的,他们的赞扬态度并非是建立在对民主制度本身的切实认识之上的.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他们在介绍西方民主制度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君主专制制度,也没有明确号召效法西方民主,因此,他们的介绍并不反映他们本身具有民主思想.但是,他们毕竟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他们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以及表现出来的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好感,却影响了更多的中国人,为后人进一步接触西方政治制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阶段是19世纪60年代至甲午战争前,这是民主思想的萌芽阶段.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一些有识之士更加迫切的感到有学习西方、改革中国政治的必要.他们不仅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有了较多的介绍和评论,还开始对西方的民主思想进行了少量的介绍和宣传,在此基础上他们逐渐形成了对若干民主问题的初步认识和理解.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王韬和观应.郑观应最早提出变专制制度为议会制度的要求,他1875年在《易言》中写道：泰西列国“设有上下议院”,“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则长治久安之道,固有可预期矣.”他还《盛世危言》中专门有介绍和评论议院的篇章,明确指出了议会制度是西方的根本之一.稍后王韬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在对西方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介绍和宣传的过程中,早期改良思想家和一些接触西方社会较多的官员,开始对若干民主问题产生了初步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出现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当时人们在若干民主问题上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主张君民共主.早期改良思想家的“君民共主”乃是对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的一种初步认识,他们的“君民共主”实际上是介于君主制度和民主制度之间的一种政治制度形式,与民主范畴的君主立宪制有本质区别,这种区别的关键在于他们并不完全赞同民主,并不主张本质上抛弃君主制度,排斥民主共和制度,主张保留君主一定的决策权力.可见,他们主张的君民共主,其主要出发点在于希望对现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改良.
二、主张设立议院.早期改革派关于议院的设计,是早期改革思想中最有特色的部分.这些议院方案,是近代中国人由民主的认识开始向实践转变的重要一环.但是,他们对西方民主议会制度还缺乏足够的了解,他们的议会设想还存在许多问题：首先,西方近代议会是西方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建立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之上的,但早期改革派思想家中的民主政治的大多数人对此并不了解,因此在儒家尊君思想基础上很难设想出真正的民主的议会制度；其次,他们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运作原理认识不足,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是以各权力部门之间的有效制衡为条件的,而早期改革派设计的议院,与分权制衡的原则几乎没有关系；最后,他们对议会的功能不甚了解,西方议会的主要功能是立法和监督行政,而早期改革派设计的议院,对议会的这些职权都缺乏明确的论述.因此,早期改革派议院设想的基本精神,仍是要维护皇权尊严.说到底,只有类似于君主立宪的形式,而缺乏君主立宪的实质精神.
第三阶段是戊戌维新时期,这是民主思想的产生时期.维新派反省甲午战败的原因,把民权思想的薄弱视为国家羸弱之源.所以,维新派把兴民权作为救衰起弊的思想武器,提出政治改革“当以兴民权为真际”,“今之策中国者必曰民权,”
把中国民族救亡与自强的希望寄托在民权思想之上.然而他们的民权思想并不是彻底的民权思想.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宣传了自由、平等、民权思想,但没有将民约论贯彻到底,没有逻辑地得出推翻清朝专制的结论.另外,维新派还要求维新变法,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戊戌改良派对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认为中国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是仿照西方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他们否定了君主专制,比早期改革派有了很大进步,但是他们在实践中却回避了君主立宪的问题.另外,他们还主张通过改良的道路使中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他们认为,民权代替君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清朝统治者应该依据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使中国逐渐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以上的思想表明,戊戌改良派不仅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而且在结合变法自强的要求中,对一些重要的民主问题形成了自己的认识.他们“兴民权”思想,开国会、立宪法、实行君主立宪的要求,都具有了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性质.然而,戊戌改良派最关心的还是中国政治的改革,并没有对民主问题在理论上作更进一步的阐发；从他们维新变法的实践来看,他们又都回避了在自己的学说和主张中强调过的君主立宪制度的问题,这反应了他们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反封建的不彻底.但戊戌变法毕竟是一次具有君主立宪色彩的政治改革尝试,民主意识在维新思想的裹挟中在更大范围内得以传播.戊戌时期实现了中国民主思想认识史上的一次飞跃,维新思想家第一次在观念层面上初步揭示了民权、平等、自由思想的含义,这是中国近代民权思想的真正发端.
第四阶段是辛亥革命时期,这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迅速发展并走向成熟的阶段.1903年以后,革命取代改良上升到思想界的主导地位,近代民主思想也基本成熟了.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中国社会的有识之士继续进行着努力的探索和奋斗.清末立宪派掀起了立宪运动,要求迅速实行君主立宪；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则进一步提出了三民主义,发动了辛亥革命,要求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立宪派是以君主立宪政治政体为共同理想,采取一致的行动,为实现宪政而奋斗的具有政党性质的派别,是清末立宪活动的主体.立宪派具有明确的改革意识和改革目标.在预备立宪期间,立宪以改革政体为核心内容,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刚刚从地主、官僚、富商转化而来的上层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立宪派带有地主和资本家两种不同属性.一方面,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一定的矛盾,在经济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政治上要求君主立宪,其揭露封建专制制度,传播民主议会观念、制度的活动,对瓦解清王朝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又与封建势力、旧次序有密切的利害关系.立宪派的君主立宪方案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西方民主制度三权分立的原则,比较以前君民共主的要求进步得多.但该方案依旧反应出对君主制度的妥协,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革命民主思想和民主共和方案之后,已表现出一定的落后性.
革命派的民主思想是以提出民主共和国方案为其主要特征和最大特色的.孙中山认为,只有民主政治制度,才可奠立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他一再强调,参加革命者万不可存丝毫的皇帝思想,一定要以民主共和为唯一目标.在辛亥革命的推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努力下,这一时期革命派的民主思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以三民主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思想,他们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打倒君主专制,夺回人民的自由权利,实行民主共和.
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把握了主权在民的本质.这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赋予人民的权力和对国家性质的确定中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在《临时约法》中,人民自由权力的内容进一步具体明确化,说明革命派对民主制度下个人自由权力的认识已经很深入了.
不过,革命派的民主理论虽然较改良派远为彻底、完善,但他们在宣传上却表现出了很大的片面性.作为民主革命,核心的东西应该是民权主义,但革命党人却把民族放在了第一位.他们对民主启蒙的片面性的忽视,使革命派在开民智方面进展缓慢,民主革命在大多数人的思想中被理解为简单的“排满”和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组织形式,这使得民主思想的彻底性大打折扣；另外,革命派提出的民主共和的方案理想色彩太浓,照搬西方模式太多从而导致难以切实实施.但辛亥革命还是在民主思想的发展和推广上发挥了不可忽略的巨大作用：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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