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疗系统中有两种职业是我们中国所没有的，即医学
社会工作者和家庭医生。这两类人是美国医疗保健体系得以高效正常运转的基石。
医学社会工作者主要负责帮助人们寻找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向那些有重病或
慢性病的人提供支持，帮助无家可归者、吸毒者及受虐待儿童渡过难关，以及为病人寻找合法的卫生资源和经济援助。他们的工作丝毫不轻松，其工作对象多数来自于社会底层，需要耐心、同情心、一定的体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技艺才能胜任。我在
艾滋病科轮转时，一个名叫Roswell的社会工作者曾带我随访一名变性的艾滋病病人。我们来到
旧金山最乱的一个街区，路上时不时有人向我们要钱,据说那里的街头巷尾常有毒品交易的踪迹。我紧紧跟在Roswell身后，来到那位变性者的家中。Roswell对待他就像朋友一样亲切， 问他为什么不继续坚持HARRT治疗，并鼓励他振作精神。当得知病人这几天情绪非常低落时，便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让其与某个治疗
抑郁症的组织联系。虽然这只是短短的一次家访病人，却足以让我对美国医学社会工作者的工作肃然起敬。事后Roswell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成功的社会工作者，关键就是一个字：Respect，尊重所有的人。
在中国，我们并不急需医学社会工作者，因为大部分病人背后都有家庭的全力支持，而孝敬老人也是中国多年的传统美德。此外即使有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也很难在中国找到许多慈善团体或商业集团来资助这些社会底层的人们。然而,中国却非常需要引进美国的家庭医生制度，他们是整个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的看门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中国，像
协和医院这样的三级医院总是人满为患，而
一级医院的病人则少得可怜。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转诊制度，并且在各级医院看病的价格全都一样，因此任何人哪怕只是得了感冒这样的小病都可以来看协和医院的教授。相形之下，美国的转诊制度就大大缓解了三级医院的压力，也为病人节省了时间与金钱。在美国看病要先经过家庭医生的诊治，并由其决定是否需要转诊到专科医院进一步治疗。在UCSF内分泌门诊，一个医生可以花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回答一个病人各种各样的问题，并进行疾病教育。我跟着许多医生看门诊，发现他们在病人离开之前都要问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你还有别的问题吗”。而
中国医生最怕病人有没完没了的问题，谁让门口还等了那么多焦急的病人呢美国医生一个上午看的病人数量是没法跟中国医生相比的，但很显然，人家的
服务质量是我们望尘莫及的。有幸的是，中国医疗体系改革也己注意到这一突出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平均的问题，并在积极地筹措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医生体系和转诊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