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对中国公司的影响,具体举出是哪个公司,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该公司有了什么变化

如题所述

对重要贸易政策变化的影响所作的一个综合性评价必须建立在对入世之前的政策状况的评价之上——在中国对农业和服务业做出这样的评价非常困难,对制造业的评价也不容易。这种评价还必须考虑到中国正在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含义。只有如此,才能考虑这些措施对经济变量的影响,例如部门的产出和贸易水平、居民的收入水平尤其是贫困人群的收入等。我们首先分析对农业的影响,然后是制造业,再是服务业。农业许多人非常担心入世对中国农业部门造成的冲击,因为有大量的贫困人口从事于这个部门。这种担忧大多是建立在中国90年代对农产品的法定税率与入世后的农产品税率的相比差别很大的基础上。有学者认为这些法定税率并不就是中国的农业部门实际的保护率或者税收。然而,有关农业实际保护率的事实依然是非常不足和经常相互矛盾的。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受到了大量复杂的进出口政策的影响,包括国营贸易、指定贸易、配额、许可证、关税和配额关税。许多研究企图通过农业贸易政策所造成的价格扭曲来估计农业保护政策的影响。总的来说,贸易政策的限制越多,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的差距就越大。许多研究利用可获得的国内和国际价格的系列数据对农业价格的扭曲程度进行了估计。不幸的是,所获得结果之间的差异非常大。在本书中,黄季、Scott Rozelle和Min
Chang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将对政策影响的分析建立在与中国农业市场的参与者进行详细访谈的基础上,而非简单依靠可得的价格数据。这种方法比其他可能的方法更清楚地表明了农业贸易政策对产品价格的影响以及对经济的实际影响。例如,他们的研究表明,早期研究产生差异的原因主要源于国内产品与国际市场产品的质量不同。他们还发现了贸易制度的一些重要特征,例如对玉米和棉花的出口补贴对产品市场有重要的影响。最后,他们对进口农产品征收税率13%的增值税所产生的影响提出了严重质疑。因为由于管理上的原因政府在国内生产农产品上并不向农民征收这些税,增值税只是对中间投入征收。在对农业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做出估计之后,就可以对中国关于农业市场的入世协定的影响进行评价。对那些受从价税保护的产品来说,这种评价是比较简单的。减税就相当直接地意味着国内产品价格的降低。有了这种价格上的变动,再加上进口需求曲线斜率的相关信息,就可以对保护的代价做出估计。对于那些既受关税保护又享受出口补贴保护的产品来说,就需要同时考虑这两个变量的变化。但是,对于那些正在享受或者将要享受关税配额保护的产品,情况将变得更为复杂。在这种状况下,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配额内的关税还是配额外的关税来决定商品价格。在某些年份可能完全达到配额,而在某些年份没有达到,那么,平均保护率就是这两个关税税率的综合。中国参与了多哈发展议程下举行的WTO农业谈判,通过开放巨大的、但当前被高度保护的农产品市场,将有可能扩大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的收益。然而,关贸总协定下有关农业的条款非常薄弱,对于农产品的保护程度非常高,这意味着中国的农产品出口所面临的壁垒水平是其他出口产品的四倍之高。Kym Anderson、黄季和Elena
lanchovichina分析了有关中国农业的入世承诺对农业保护和农业部门产生的影响。他们发现加入WTO的基本承诺减少农业进口的保护和取消农业补贴将导致依靠农业收入的农村居民处境相对于城市居民更加恶化。如果中国同时采取措施废除对一些重要农产品的负保护,例如大米、蔬菜和肉类产品,会增加农村非熟练劳动力和土地对这些产品的投入,导致此类产品产出的略微增加。入世同时废除负保护会使农村居民的工资从下降0.7%入世但不废除负保护改善到下降0.5%。工业品Ianchovichina和Martin分析了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保护的削减程度。在工业行业,他们发现中国的入世过程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期间关税的显著降低,工业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由1992年的46.5%下降到1995年的25%,到加入世贸组织后的2001年,已下降到13%。完全执行中国的入世承诺后,还将下调到6.9%。入世后关税平均水平继续下降6个百分点是非常重要的,但相对于自1992年以来下调的33个百分点而言,这个下降的幅度是比较小的。根据入世协定,关税下降幅度最大的工业产品是饮料和烟草,到2001年其关税水平将下降近28个百分点。汽车关税水平下降超过15个百分点,尽管下降的幅度非常大,但与1995年所进行的调整相比仍是比较小的。其他需要大幅下调关税的产品包括纺织、服装、电子和轻工产品。这些产品多数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保持其效率和竞争力。除了考虑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配额之外,“自由化”一词在本书中的含义主要是针对关税而言。这显然低估了中国入世后的自由化程度,因为它忽视了非关税壁垒的消除,例如:指定贸易、配额和许可证。这次取消非关税壁垒所产生的影响要比前些年小得多,因为中国非关税壁垒的范围已经大大缩小,尤其是进口许可证的使用频度,由上世纪80年代末的约一半下降到2001年的5%以下。考虑到中国非关税壁垒的保护效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以及其范围已经相当有限,Ianchovichina和Martin认为,在只考虑贸易自由化时,最好使用关税,由此可以得出与入世相关的贸易自由化所产生收益的下限。考虑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所面临壁垒的减少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壁垒要求出口商购买出口配额,或者放弃出售已有配额的机会,作者假设这些做法的效果就相同于出口税从而增加了出口的成本。根据有关配额价格的信息计算,服装的这一比例大约是15%,纺织品约为10%。服务业服务贸易是中国入世谈判中的一个关键领域。为了清晰地理解中国在该领域所作出承诺的影响,以及WTO规则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的潜在意义,我们首先介绍Mattoo对中国服务业的入世承诺的概括,然后分别对物流业、电信业以及金融业进行了详细的案例研究Mattoo将中国服务业的开放与其他国家作了比较分析,认为中国是WTO谈判有史以来服务业改革最彻底的国家。在跨境交付、境外消费以及商业存在三种方式的服务贸易中,中国作出了比工业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者是最近加入WTO的国家更多的承诺。但是,Mattoo也指出中国在服务市场上的承诺并不是非歧视的。在前两种服务贸易方式中,获得非限制性进入的部门的数量比其他大多数国家都要少,而在第三种方式服务贸易中此数目实质上是零。中国有关服务承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关注市场进入及为国内和国外企业提供非歧视性的国民待遇。通常对商业存在的限制包括:对形式的限制;对地域的限制;规制要求。对形式的限制——例如对合资公司的要求——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由于常常被作为获得技术转让的一种方式,或者是获得一部分垄断性租金的方式,这种限制被认为理所应当。但Mattoo指出对公司合资的要求也可能阻碍技术的转让。他同时认为更加彻底地解决垄断租金的问题的方法是要确保公司之间的竞争,无论是国内公司还是国外公司,竞争将削减这些租金。对地域的限制也有较长的历史,由于市场原先还存在不协调一致的地方,例如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存在,在初始阶段需要对市场化的改革试验范围加以限制。例如在保险业,外国公司5年内将被限制在5个城市中,相关的经营活动也被鼓励在这些城市聚集,当未来地域限制取消后,这些活动将不再受限制。然而,这种策略可能减少中国其他地方开展类似行为的机会,例如那些在此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内陆城市。当然中国的WTO承诺只代表一个行动的下限,它不应当阻止中国政府在某些方面以比他们已经作出的最小承诺更快的步伐前进。考虑到沿海与内地省份之间已经存在的显著不平衡正在加剧的风险,似乎有更充分的理由表明需要以比WTO协定所要求的还要快的速度消除这些地域限制。制定规则是政府的重要作用。一些规制的最重要目的是促进竞争、改善消费者信息的可得性以及确保普遍服务。促进竞争对于网络性行业尤其重要,例如电信业中单个公司经常不能根据自身的利益与新公司互联互通。改善信息的可得性对于金融服务业也相当关键。最后,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提供普遍服务以确保中国的所有地区都获得电信服务是非常重要的。Mari Pangestu和Debbie
Mrongowius研究了中国关于电信业的承诺。在基础电信方面,中国已经承诺遵守世贸组织中关于电信业规制框架的附件中的规定。其目标是确保一个竞争性的环境,根据合理的非歧视的条件实现互联互通,以及确保提供普遍服务。承诺还要求管理机构独立于任何电信服务商,公平地制定准入许可的标准和分配稀缺资源,例如对移动电话频段的分配。在确保基础电信管理体制与入世文件相符合的条件下,中国其他的GATS项下的承诺还包括增值服务,例如语音服务和在线信息服务、移动语音和数据服务;以及国内和国际服务如私人租用线路服务。原先,这些服务大多数在中国都受到所有制和地域的双重限制。尽管地域限制将在未来几年内将逐渐取消,对于重要的服务部门例如移动电话,中国尚未承诺允许外资超过49%的股权。由于允许外资拥有更多的所有权与中国有关GATS的承诺相一致,如果这样的行为被证明在一些特定方面对中国有益,中国在未来也将会这样做。显然,要发展电信业使其为中国的总体增长和发展作出最大贡献所面临的挑战将是进一步改革规制框架。Pangestu和Mrongowius认为这里的关键问题包括确保管理者的独立性,保证充分实现互联互通,以及使价格管理更富有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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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3-05-19
Mari Pangestu和Debbie
Mrongowius研究了中国关于电信业的承诺。在基础电信方面,中国已经承诺遵守世贸组织中关于电信业规制框架的附件中的规定。其目标是确保一个竞争性的环境,根据合理的非歧视的条件实现互联互通,以及确保提供普遍服务。承诺还要求管理机构独立于任何电信服务商,公平地制定准入许可的标准和分配稀缺资源,例如对移动电话频段的分配。在确保基础电信管理体制与入世文件相符合的条件下,中国其他的GATS项下的承诺还包括增值服务,例如语音服务和在线信息服务、移动语音和数据服务;以及国内和国际服务如私人租用线路服务。原先,这些服务大多数在中国都受到所有制和地域的双重限制。尽管地域限制将在未来几年内将逐渐取消,对于重要的服务部门例如移动电话,中国尚未承诺允许外资超过49%的股权。由于允许外资拥有更多的所有权与中国有关GATS的承诺相一致,如果这样的行为被证明在一些特定方面对中国有益,中国在未来也将会这样做。显然,要发展电信业使其为中国的总体增长和发展作出最大贡献所面临的挑战将是进一步改革规制框架。Pangestu和Mrongowius认为这里的关键问题包括确保管理者的独立性,保证充分实现互联互通,以及使价格管理更富有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