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神 李葆存

《东方之神》 李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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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之神》

在诸多关庙中,都曾镌有这样一副楹联:“先武穆而神,大宋千古,大汉千古;后宣尼而圣,山东一人,山西一人。”关羽先岳飞而成神,后孔子而为圣。

国人心目中的关公,既是真实的又是艺术的还是神化了的一尊复合型的道德雕塑。除却农耕社会中人们对这尊道德雕塑神化和迷信的成分外,关公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深厚积淀,早已凝结在华夏历史与文明的骨髓中,流淌在炎黄子孙的血脉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化专制的刽子手们,可以让文人“挂笔”,令歌者“封喉”,可以冻结精神原野里的全部耕耘,但他们手中的屠刀,却绝不可能将国人代代薪尽火传所凝炼成的道德与文化的链环,全部斩断。

在不断变化的人类社会,人格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定式。由个人一系列品行和操守构建成的“人格长城”,是黑风吹也吹不倒、浊浪冲也冲不毁的。关羽的高尚人格,虽在陈寿《三国志》中有所记述;虽在罗贯中《三国演义》及元明清大量戏曲中,有着多侧面多角度的刻画;虽还在三国以后历代诗家那汗牛充栋的诗词歌赋及楹联中,极受赞誉,但在旧中国文人雅士和平民百姓看来,对关羽这尊雕像的塑造,仍有阙如。

昔年,国人心目中的圣人和君子,应立身、立业、立德、立言。前“三立”关羽自具之,而“立言”在武将关羽身上,却是“一大空白”。宋明清以来的文人,对关圣“立言事”,可谓费尽心思,绞尽脑汁。

以梅兰松竹喻人格,向为中国文人的笔墨传统,那就让武圣画画竹子。画竹亦有雅俗之别,那就让武圣画风竹雨竹;画风雨竹亦有轩轾之分,那就让关夫子的风雨竹以“竹叶组字成诗”。这样,不仅可使武圣的所画之竹标新立异,亦可让关夫子跻身诗家行列。关夫子《风竹图》曰:“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雨竹图》云:“大业修不然,鼎足势如许。英雄泪难禁,点点枝头雨。”据《关圣帝君圣迹图志》中载,关圣竹诗石刻,于明宣德年间,在徐州创铁佛寺地下挖得。至今,关羽竹诗碑刻在运城、荆州及山东的肥城均有遗存。

山西运城博物馆藏有关羽的十二字篆书石碑四块。古碑上书有:“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关羽何时又成为书法军人的,正史无记载。但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却对十二字篆书为关圣所书深信不疑,并赋《篆迹赞》诗四首,对“关圣语录”,极力推许。据传,这四句话是关羽写给儿子关平的。今天读来,人们会觉得,这与我们的开国领袖勉励青年人时的题词,异曲同工。

中国历史上的圣人,似乎只有在哲学上有所建树,方可传之久深。周公制作礼乐,建立典章,孔子作《春秋》,述《论语》;老子有含宏万汇的五千言《道德经》,庄子有汪洋恣肆的《秋水》、《马蹄》、《逍遥游》……武圣关羽在理论上也应有自己的套数,方能昭彰后世,泽被万民。宋明清以来,伪托关公的著述,堪称累累若若。流传最广泛的有《关帝永命真经》、《忠义经十八章》等,这些或三言或四言或七言、合辙押韵、便于流传的著述,涉及国家与社会、公德与人格,是包罗万象的人生与道德的宣言。现在读来,除却其中因果报应的迷信成分、三纲五常的封建糟粕,简直可以成为当今社会公德、做人准则的普及读物。

一国之命如一人之命。一人之命在元气,一国之命在人心。在皇权专制政治下,民众最希冀官吏具有虚堂悬镜、铁面无私、唯才是举、脂膏不润等品行。在百姓看来,作为华夏第一神的关圣,只有比具备这些品行的官吏远胜一筹,才能成为恶人的审判官,好人的保护神。文人们虽在艺术上对关羽的人格有着多侧面的塑造,但百姓仍觉有“遗珠之憾”。于是,便又杜撰出若干关圣清正廉明的故事,进一步给关圣这尊道德雕像,描金绘彩。

关羽让“马童挂帅”的传说,在荆楚久播不衰:关羽督荆时,虽年愈五十,却仍有闻鸡起舞的习惯。一日清晨,关羽在拍马山演兵场舞刀,见有人在场上骑着一匹红马来回驰骋,定睛一看,原是关兴的马童在练骑术。关羽连观数晨,马童天天如斯,而此时的关兴却仍在军营鼻句鼾然大睡。不久,关羽再攻樊城,校兵点将时,关兴威风凛凛地骑于红马之上,恭候父亲点其领兵挂帅,而关羽却令关兴下马,命马童上马。马童率兵攻下樊城返荆时,关羽出城六十里,在一桥边摆酒设宴,亲为挂帅的马童接风洗尘……

呼朋引类、沆瀣一气,任人唯亲、以售其奸,向为官场最大的腐败。关公让马童挂帅之一举,足可让关羽的官德光风霁月!

在荆州,还留传着一则“关羽怒斩关平”的故事:荆州城外的二贤庄,有一王姓人家,孙子王鹏与祖母相依为命。一日,祖孙俩到寺院进香,归家途中,王鹏被一疾驰的战马踩死。王鹏之祖母告至县衙,县官见状告的是关平,不敢审理。老人出得县衙,正欲自尽,却被关羽一部将救起,领至关府。关羽听罢老人来由,不容分说,即令人抓得关平,绑赴法场问斩。关平在王鹏遇难时,并未骑马出行,知定是关兴所为,便甘愿替弟顶罪。张飞之子张苞得知此情,便央求王鹏之祖母刀下救人。老人情怀大恸,亲至刑场搭救关平。时关兴早毅然而出,承认己过。关羽放过关平,又斩关兴。王鹏之祖母向关羽叩头求情,言若不刀下留人,情愿撞柱而死。关羽部属也纷纷跪地乞求饶恕关兴,关羽仍不应允。恰曹军进犯,王鹏之祖母再求关羽,让关兴戴罪杀敌。关羽这才免关兴一死,并将老人接至关府,颐养天年……

百姓中这些关羽为官清正、不徇私情的传说,都是将关公作为一撇一捺的“人”的骨架来塑造的。即使将关公作为神来美化时,百姓也多是以他们心目中的清官形象,去进行发酵升华的。譬如:一关庙的和尚,假关爷的名义以给关帝圣像敷金为由,搜刮贫苦百姓的钱财。关圣闻知怒不可遏,一巴掌将这和尚的嘴巴扇歪……“歪嘴和尚念错经”的掌故,即由此而来。又如:在某地关庙中,临坛的关圣曾错判民间一案,在为冤者平反昭雪之后,关帝即陷入深深自责,遂下令烧掉此处关庙,永不许再建!

就这样,历代的文人墨客,用最精美的理想彩笔,描绘出武圣那乃文乃武、左宜右有,既立身立业、又立德立言的超世通才形象;就这样,普天下的芸芸众生,以最深情最殷切的寄托,补缺拾遗,把关公美化成上不愧天、下不怍民的万世人极的“心灵坐标”。“文革”中,样板戏中那些“高大全”的一号人物,与这“心灵标本”相比,定会自愧弗如,相形见拙!

如果说,“四人帮”对孔子的批判,是因了这老先生曾有“克己复礼”之类的言论,这就为“四人帮”无端将之引申为孔丘要恢复奴隶制度、让历史大倒退找到了“口实”;如果说,“四人帮”发动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是因了被称作“及时雨”的宋江不仅与阎婆惜曾有“男女关系”的污点,而且有出卖梁山好汉的群体利益而投降朝廷的史实,使“四人帮”有辫子可抓;那么,面对关公这尊无疵可寻、无瑕可摘的华夏民族的道德雕像,“四人帮”文化专制的屠刀,则极难找到下刀之处。

关公的神圣雕像,早已兀立在中国百姓善良的心田里!

可叹复可悲的是,“四人帮”发起的“造神运动”,也未能按他们罪恶的算盘而推演成功。他们缺乏最起码的历史常识,那就是对活着人是万万不能奉为神灵的。这是因为人与所谓的神之间,需要有极大的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方能产生“神”的神秘与朦胧。而伟人越是走近他,就越觉得他也是人。况且,最伟大的头颅也毕竟缺乏所谓的万能智慧,愈是伟人就愈有可能犯全局性的重大过失。今天,当伟人从神坛走下后,我们这个民族,仍需要借着那尚未完全蒸发掉的血泊的镜头,去进行对于一个时代的深刻反思!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一个没有哲学巨子的民族,是一个精神瘫痪的民族;一个没有伟大英雄的民族,是世界上最没出息的生物之群。当一个民族的哲学巨子和伟大英雄仙逝之后,他们不仅把超人的哲思和高尚的品格作为弥足珍贵的遗产交给了自己的民族,同时也交给了整个世界。

当今,孔老夫子已成为人类有史以来的世界“十大哲人”之首,这是华夏民族难得之骄傲!早在1665年,奥匈帝国于维也纳出版的世界各国地图中,在我国的版图之上,立着一位民族的精神代表人物,他就是关羽。当时维也纳出版的世界各国地图上,每个国度的版图上方,只画有一个伟人来代表其民族,足见我们的武圣关公在那时之世界,已影响广深。近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焦大卫,在研读了中国关公信仰的大量资料后说:“我尊重东方大神关羽,他应该受到所有人的尊重。他的仁义智勇直到现在仍有意义。仁就是爱心,义就是诚信,智就是文化,勇就是不畏艰险。上帝的子民如果都像关公一样,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信仰是报晨的大鸟,它常在黝黑的夜里为曙光的到来而讴歌;信仰是辉煌的光波,它能引导着人类不断地进行着自我完善。关羽的陵墓早已松柏拱矣,关圣作为一株凝有“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却仍以其芬芳的松香长留在我们这个民族中间,并向世界四面八方的每个角落中弥散它的馨香。

据关公研究会搜集的资料表明,目前世界上有148个国家和地区建有关帝庙。

祖国的宝岛台湾,人口两千余万,竟有八百多万同胞系关圣信徒。台湾岛上,专祀关圣的庙宇三千余座,加上其他供有关帝神像的寺庵,多达一万四千座。台湾同胞信仰关圣之痴迷,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台北市的行天宫(即关庙),每逢群体祭拜关圣的前几天,即使有身份的太太及小姐,为谋得担当祭拜关公时的“义务工”,亦需三更即起去排队挂号,稍一去晚,便很难排上……台湾苗栗县的恩主公庙(亦系关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兴建的,在十周年建庙庆典时,据该庙统计,关圣已收义孙义女有14万人之多……

位居南洋群岛的马来西亚,面积虽不太大,但却设有关庙八千余座。素有花园之国美称的新加坡,城中的忠义庙,威严壮观,宛如宫阙。日本是个有神无鬼、缺乏宗教感的宗教大国,在其诸多大城市中,皆设有金碧辉煌的关帝庙。每逢大祭时,商界及企业界的巨头,分批率员工前往关庙叩拜关帝,以求部属以“桃园结义”的精神精诚团结,为他们谋得更大利润。

康德说:设定上帝的存在是道德上的必需。

西方有哲人说:一颗巨大的良心就是一座庙宇。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过上千载、亿兆人美化神化的关公,既是悬在人们头上的一把亮铮铮、光闪闪的良心宝剑,又是华夏民族用传统文化锤炼出的一个民族的人格坐标。

开国之后,随着一次次破除迷信的运动,中国农村的关庙早已荡然无存。恪守古道热肠的百姓,对关公只能作心的祭奠。改革开放后,海外的“关公热”,温化了蛰伏在国人心中的关圣情结。先是东南沿海的一些城镇,人们重新请出关公当财神;继而,在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凡关羽生前留有足迹的地方,当地政府也无不以关公文化搭台,唱经济大戏。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关羽的故里运城,每年都于金秋时节举办为期七天的关公文化节。这期间,运城市内,人山人海,掎裳连袂;解州关帝庙中,履舄交错,户限为穿。大祭仿明代祭圣之规范,所用乐器有笙、管、埙、笛、筝、鼓、编磬、琵琶、云锣等,足具古雅乐“金、石、丝、竹、土、匏、革、木”的八音之设。祭礼所用牺牲,也按明祭旧制,采用最高大礼太牢(整牛、整猪、整羊)。祭礼程序分鸣鼓、上香、行初献礼、奠玉帛、进俎、行亚献礼、读祝文、望燎、行终献礼,另外再加上饮福酒及各类艺术表演……应该说,在被称为“武庙之祖”的解州关帝庙内,举行这等祭圣活动,不仅是对关公文化的一种开掘、弘扬和拓展,也能成为我们紧密连结海外华裔侨胞的一条无形的纽带。

明清两代,关戏备受朝野上下垂青。但朱元璋和雍正帝即位期间,唯恐优伶亵渎关圣,都曾降旨禁演关戏,“如有违者,法司拿究”。明洪武以还,清雍正以降,帝王们见关戏难罢,只得开禁。但对梨园子弟演关戏,订有诸多“天条律例”。譬如,演关戏必须用文乐、雅乐,不得用武戏所惯用的武乐、粗乐;扮演关公者必须貌端行正,演关戏前,或一月或半月不得行房事,且要素斋;演出前夕,扮关公者必须沐浴;登台之前,所有演员必须焚香齐拜关圣;演出之时,演关公者的一招一式,均不得有失君子圣人之风范。对看关戏的观众,也立有诸多规矩,君臣黎庶,谁人也得遵行。即使颐指气使的西太后那拉氏在关戏开演时,也得离坐而起,前迎几步,作恭敬状后,方可重归座席。

前些年,台湾台北市有人为庆贺一座新影院落成,曾拍有一部关公在曹营的影片。谁知,仅因影片中有关羽和两位嫂夫人“眉来眼去”的几个镜头,便引得观众义愤填膺,血脉贲张,人们攘臂怒目,吹唇唱吼地冲上舞台,扯碎了银幕,并纵火焚烧了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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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8-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