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提要》云：“词至晚 唐五季以来，以 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
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 ”
关于宋词宏观的变化，一直有学者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梳理、把握其脉络，以期呈现“历史的真实”。在这个问题上，以下诸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
王兆鹏《宋词流变史论纲》（
《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以作家为纲、以人系史，对宋词的发展流程进行概括和。王文认为，柳永发展了词体，以其创调之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
苏轼则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开拓了词的艺术境界；周邦彦注重词的章法结构，使词的艺术规范性得以提高，南渡前后女词人
李清照异军突起，用日常生活中的平常语言表现复杂微妙的情感心态；而辛弃疾以其杰出的创作成就，使词体在文学中的地位得以确立；比辛弃疾略晚的姜夔移诗法入词，使词的语言风格雅化和刚化。
而王洪《试论唐宋词发展史上的五个里程碑及其词史意义》（《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以温、柳、苏、周、姜五人为基点，对唐宋词史流变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以为温庭筠奠定了诗庄词媚的分野，其词可称“听者之词”；柳永偏于俚俗，为“歌者之词”；苏轼以诗为词，称“雅词”；周邦彦以赋为词而趋工艺化，谓“赋者之词”；最后，辛弃疾独成一派，姜夔将词推向工艺、高雅、朦胧化，可称“清客雅词”。
与上述两文思路相似，梅大圣《论词的传统与东坡词定位及创作动因》（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对词史发展的梳理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认为早期的隋唐民间词以较强的社会功能与诗骚传统相承，至晚唐五代侧艳新风始取代了早期传统；北宋初中期，欧阳修始有闲适旷逸之作；至东坡藉词为“诗之裔”理论表现庄严人生与冷酷现实，复早期传统之“古”，从而给词以新的生命力。
张雁《从（花间集〉到〈花外集〉——从词集名称看宋人词学观念的演进》（
《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则从词集的具体名称和变化入手，描述了宋人词学观及其变化轨迹。词由花间尊前的歌词走向社会，走出儿女之情的狭窄空间，在词集名称的发展变化上得到了直接明显的体现。而蔡义江《从花间尊前到慷慨悲歌——词的特点及发展》（
《文史知识》1998年第3期）以词的形式结构特点、发展历程和重点作家为线索，也清晰勾勒出了词的发展脉络。
除了词史的宏观研究以外，对于词史阶段性和横截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篇文章：
王洪《论东坡词的“雅化”及其对词史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剖析了东坡“雅化”对词史的重大影响，认为苏轼“以诗为词”本质上是引诗之雅以改造词之俗。“雅”的内涵已由言志变为宋士大夫以归隐为中心的精神宣泄。苏词以题材、境界、艺术手法三者之雅完成了这一改造。其影响自秦、周而达姜、吴。
邹志勇、韩晓东《论北宋前期词的过渡意义》（
《晋阳学刊》1997年第2期）分析了北宋前期60年中词人不同的身份、地位和生活经历以及由此引起的词作的个性色彩和对现实的关注，指出60年词史对于宋词的过渡意义在于：一是宋词繁荣的先声；二是对提高词体的地位功不可没。董希平、刘尊明《宋初五十年词坛岑寂探因》（《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6期）则分别以“汴都不唱江南词”、“江南才子江南老”、“艳风虽发归寂寥”为题，对宋初50年词坛创作不振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指出宋人对亡国之音的警惕、对南人的歧视以及对媚软艳风的排斥、抑制，压缩了词的生存空间，造成了宋词50年的岑寂局面。
乔力《主体意识的高扬：论北宋中后期词的两种艺术精神及创作特征》（
《齐鲁学刊》1998年第1期）对北宋中后期到南宋前期这一词史巅峰期的艺术精神及创作特征进行了考察，认为苏轼变词为陶写之具、弘扬主体意识、提高词的文化品位和周邦彦专心词法、建立规范、示人门径是本阶段词史的重要特征；而这一时期的艺术精神则可以表述为：本体意识强化和主体自觉性的高涨、新旧传统错综融汇、多种风格竞艳并驰及艺术水准成熟完美。
至于南宋词，陶尔夫《南宋词与清代词学研究中的困惑》（
《求是学刊》1998年第3期）描述了自宋至清的尊南宋与尊北宋之争的过程及清代长期存在的尊姜夔、张炎与尊辛弃疾之争，指出南宋词思想内容的高、阔、深，艺术技法的精、新、美，风格体式的丰富、齐备，已达历史极致，而清人面对南宋词所表现出的困惑迷失，实是对南宋词的历史评价和整体观照存在欠缺和失误，这一点，在现在和将来都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资料：宋词研究综述
来自：求助得到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