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啸山庄》是艾米莉•勃朗特所写的一部伟大的著作，现在评论界一般认为，这部作品主要对人性进行了探索，让人们看到如果没有人性，世界将变得怎样凄厉、痛苦和丑恶。笔者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解读这部作品，则发现作者实际通过暴虐怪诞的爱情复仇故事揭露了父权制社会的罪恶，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女性主义社会批判，传达了它的社会意义。
这个故事发生在19世纪前半期，当时的英国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它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阶级矛盾十分突出，等级观念固若金汤。劳动人民不仅受到腐朽的土地贵族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还受到新兴的资产阶级权贵的欺压。女性和无产者一样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几乎被剥夺了所有身为人的权利。“妇女无论出生于哪个阶级，她们在法律上的地位都等同于男性罪犯、疯子和未成年人”（May ，1987：257）。中产阶级妇女的命运尤其可悲，因为妻子女儿不工作被当作财产和地位的标志，她们被关在家中，终生依靠男人——父亲、丈夫、兄弟或儿子，成为俯仰由人的玩偶。对她们来说，婚姻是她们最好的归宿，她们一生的成败就在此一举。但是，“在婚姻中，妇女往往是一颗筹码，用来巩固家族的地位和增进家族的财富••••••家庭能不能同意一门亲事，主要是看求婚者的财产和地位，门当户对是首要的条件。受家庭反对的亲事往往不能成功。青年男女若山盟海誓，矢志不移，那么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私奔。但私奔意味着失去一切，他们不仅要和家庭决裂，放弃继承家族地位和财产的权利，而且要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在维多利亚时代，私奔和通奸一样不光彩，要受到社会的同声谴责。私奔者必须从此隐姓埋名，到无情的生活激流中去挣扎求存。家庭在婚姻中的决定权之大，就是男子也不可掉以轻心。富有的青年人看中一个下层女子，他若不想被逐出家门，那么最好是不要提结婚的事。在那个时代，婚姻虽不是包办的，却也不是自由的。”（钱乘旦，1988：354-355）
在这样的背景下，卡瑟琳自始至终一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虽然，她也曾在父亲的庇护下，度过一段美好的童年时光，但是，父亲去世后，哥哥亨德莱合法地继承了全部的家产，卡瑟琳只能仰仗哥哥亨德莱的鼻息，受他控制。尽管她抗议：“谁要亨德莱做我们的家长！”（18） 却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她的自由受到了更严格的限制。例如，“礼拜天的夜晚向来是允许我们玩儿的，只要我们不大吵大闹；现在，只要嗤嗤笑一下，就可以把你送到壁角去受罚！”（19）亨德莱作为一家之主，是一个十足的暴君。他憎恨出身低微的希克厉，禁止他与卡瑟琳接触，并对他百般虐待和侮辱；他从来不关心自己的妹妹，尽管卡瑟琳大病后，他似乎对卡瑟琳百依百顺。“不过这不是出于什么兄妹之爱，而是由于虚荣心。他一心巴望妹子嫁到林敦家去，好给娘家增添光彩。”（85-86）仆人的话一语中的。
作为一名中产阶级妇女，卡瑟琳唯一的出路是遵从传统，恪守妇道，本本分分地嫁一个与她身份、地位相当的男子，做一个贤妻良母。否则，传统的巨石就会将她压得粉碎。她与希克厉的恋情是根本不为社会所接受的。小说中，仆人约瑟夫曾不无嘲讽地指责卡瑟琳说：“咱家那位千金小姐自个儿赶到外边去谈情说爱啦！好正经的行为哪，半夜十二点以后，还钻在田野里，跟那个不学好的下流东西、野种希克厉搞在一起！”（84）亨德莱听后立刻叫嚣道：“你告诉我——昨天晚上你是不是跟希克厉在一起？•••••为了免得闹出这样的事来，我今天早晨就打发他走，叫他自寻出路。”（84）老林敦先生因为卡瑟琳跟着希克厉在乡野乱跑的事，还亲自去找亨德莱，狠狠教训他对妹妹管教不严。亨德莱夫妻为了把卡瑟琳塑造成中产阶级的淑女，用漂亮的衣服和殷勤的奉承来抬高她的自尊心，让她觉得“不好意思变做一头野猪”。“在她听到人家把希克厉叫做一个‘下贱的小流氓’，和‘比畜生都不如’的地方，她留神着别做出像他那样的举动来。”（63）他们向卡瑟琳灌输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念，并使之逐渐内化为她的意志，直至卡瑟琳说出这样的话：“现在我嫁给希克厉，那可辱没了自己。”（77）
在众人眼中，卡瑟琳嫁给埃德加•林敦这样的贵族，好比进了天堂。然而，卡瑟琳却十分清楚，自己在天堂里会很痛苦，她梦见“天堂不象是我的家，我哭碎了心，闹着要回到人世来，惹得天使们大怒、把我摔了下来，直掉在荒原中心、呼啸山庄的高顶上。我就在那儿快乐地哭醒了……”（70）但是，她终究不敢违背传统社会习俗，不敢触怒天使，最后还是答应了贵族子弟埃德加•林敦的求婚，尽管她说：“在我的灵魂、在我的心坎里，我清楚地知道我做错了。”（76）她知道，这是她唯一的选择，她不可能与希克厉私奔。她对仆人说：“难道你就从没想到，要是我跟希克厉做了夫妻，我们两个只好去讨饭吗？” （72）不仅如此，她还会被社会视为异端，与希克厉一起为世人所唾弃。
在传统禁锢下，可怜的卡瑟琳迫不得已地做出了违心的选择，身心倍受煎熬。希克厉的出走立刻使她挨到当头一棒，她发疯了。虽然她一度恢复了正常的生理水准，却从没有摆脱过精神的痛苦。“假如你这么设想，在十二岁那年，我给人硬是拖了走，撇下了山庄，断绝了我童年时代所有的联系，尤其是我那时侯一切的一切——希克厉，而一下子忽然变做了利敦太太、画眉山庄的主妇、一个陌生人的妻子，从此我就成了我当初小天地里的流亡者、门外汉——那么你也许可以隐约想见我在里面颤扑、打滚的那个深渊了！”（122）卡瑟琳这发自内心的绝望呼号，再次道破了她被逼无奈的事实真相！
二
生活在一个充满传统父权制等级观念和性别观念的社会中，卡瑟琳和希克厉的悲剧命运是必然的，他们注定要成为父权制的牺牲品。
身为女性的卡瑟琳和身为下等贫民的希克厉从小就共同承受着来自男性统治者的欺压。亨德莱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因为他们都是被支配者，同处于从属的地位，没有财产，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两个被压迫者因此同病相怜，卡瑟琳曾说：“我在这世上的最大的苦恼，就是希克厉的苦恼；他的每一个苦恼，从刚开头，我就觉察到、切身感受着了。”（79）在共同对抗亨德莱的专横暴虐中，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以致卡瑟琳说，“我就是希克厉！”（79）。
为了摆脱哥哥的奴役，卡瑟琳曾寄希望于埃德加•林敦对她的爱。她以为林敦会给她幸福，给希克厉平等。她说：“要是我嫁给了林敦，那我就可以帮助希克厉抬起头来，安排他从此不再受我哥哥的欺压。”（78）当然，这只是涉世未深的卡瑟琳天真的幻想，年长的女仆立刻表示怀疑：“用你丈夫的钱吗？”（78）作为凌驾于下等贫民和女性之上的男性统治者，卡瑟琳的丈夫埃德加•林敦绝对不可能这么做。他娶了卡瑟琳，卡瑟琳就得听命于他。希克厉还乡后，埃德加把厨房作为接待希克厉的合适地方，卡瑟琳又能怎样呢？房子又不是她的！她仍然一无所有。只好说：“我不能在厨房里坐。爱伦，这里放两张桌子吧，一张给你的东家和伊莎蓓拉小姐坐，他们是上等人；另一张是希克厉和我坐的，这两人比上等人低了一等。这样你该满意了吧，亲爱的？”（92）埃德加严厉地警告与希克厉久别重缝的卡瑟琳说：“卡瑟琳，你呢，尽管高兴，可不要给人笑话。这一家大小不一定要看到你把一个逃跑的仆人当作兄弟般欢迎。”（92）至此，卡瑟琳幡然醒悟，后悔莫及，她只能用她的生命去抗争。
失去了自己的爱人，希克厉的复仇之火在血管里燃烧。他搞到了钱，立刻从无产者变成了有产者，从受压迫者变成压迫者。他重返呼啸山庄，娶了埃德加的妹妹伊莎蓓拉，残酷的虐待她；他买下了亨德莱的财产，把亨德莱及其儿子控制在自己手里；他还把卡瑟琳的女儿小卡瑟琳骗到家里，强迫她与自己病危的儿子结婚，目的是霸占她作为唯一的子女从父亲方面所继承的财产。这一切之所以能得逞全凭父权制社会的默许。
那时，“在英国，任何妇女，无论其出身如何，都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未出嫁时，家庭财产归父亲所有；结婚后，她从父亲那儿得到的嫁妆立刻成为丈夫的财产。” （钱乘旦，1988：349-350）所以，希克厉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伊莎蓓拉从哥哥那里继承的财产据为己有，并通过逼小卡瑟琳嫁给他那垂死的儿子，明目张胆地夺取小卡瑟琳从父亲林敦那里继承的一切。根据当时的法律，“妇女一旦结婚就要失去法律的存在。夫妇属于同一个法人，这个法人就是丈夫。”（奚广庆，1993：8）希克厉自和伊莎蓓拉结婚后，便获得了控制妻子及其一切的权利，无人可以干预。他明确地告诉伊莎蓓拉说：“你是不适合做你自个儿的保护人的，伊莎蓓拉，现在，我既然算是你合法的保护人，就得叫你由我看管着，不管这个责任是多么不配我的胃口。”（148）他肆无忌惮地侮辱她，打骂她，折磨她，而可以“避免给她一点最轻微的要求离异的理由。”（148）实际上，1857年以前，在英国除非有特别的议会法案批准，离婚是不可能的。19世纪父权社会规定了妇女对丈夫的人身依附，无论夫妻双方感情上多么不合，性生活如何失调，或者丈夫对妻子打骂成性，百般虐待，妻子都很难提出离婚。伊莎蓓拉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离家出走，将那象征婚姻幸福的金戒指扔进了火炉，发泄她对束缚她自由的婚姻的愤怒。
在父权制社会制度的支持下，连软弱无能的小林敦也可以欺负倔强的小卡瑟琳，他得意扬扬地宣称：“大夫说，舅舅快死了——他到底要死了，逃不过了。我可高兴呢，因为我要接替他做田庄的主人啦。卡瑟琳一提起那儿，总是说是她的家。那不是她的。那是我的宅子。爸爸说，她所有的东西件件都是我的啦。她那许多好书都是我的啦。她求我，只要我肯把房门的钥匙给她，放她出去，她情愿把她那许多好书、她那些美丽的小鸟，还有她的小马敏妮都送给我；可是我告诉她：她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还送什么人！——那些东西都是我的啦，全都是！”（272）他和他父亲毫不费力地用婚姻的锁链束缚住小卡瑟琳的手脚，任意操纵她，摆布她，将她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
最后，有钱的希克厉又逼亨德莱的儿子哈里顿偿还其父留下的债务，将其沦为奴仆。结果同样的故事再次上演：同处于从属地位的哈里顿和小卡瑟琳就像当年同处于从属地位的希克厉和卡瑟琳那样，结成了同盟，产生了恋情。这是何等的讽刺？希克厉的疯狂报复固然可怕，然而，更可怕的却是那助纣为虐的父权制社会制度！它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三
《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莉•勃朗特之所以能在作品中提出如此大胆的女性主义社会批判，是因为她作为一名生活于19世纪父权制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妇女，对父权制的压迫有着深切的体会。
艾米莉•勃朗特出生于一个清贫的牧师家庭，年幼丧母，生活窘迫，所有的教育主要来自于父亲的熏陶。为了维持生计，她的姐姐夏洛蒂•勃朗特和妹妹安妮•勃朗特及她本人都曾做过家庭教师，饱尝屈辱，倍感歧视和孤独。她们曾打算办一个学校，却因为一没有资金，二没有学历，无法实现。囿于传统习俗，父亲把家中所有的钱都用于培养唯一的儿子勃兰威尔身上，对他宠爱尤加，结果使勃兰威尔几乎成了这个家庭的“暴君”。盖斯凯尔夫人在《夏洛蒂•勃朗特传》中写道：“在一个全家都是姑娘，只有一个男孩的家庭里，生活往往会有特殊的考验。人人都盼着他在生活中小有一番作为，期待他去行动，而姑娘们则仅仅是活着。在某些事情上她们必须迁就他，而这又常常导致在一切事情上都要迁就他，结果就使他变得完全自私自利。在我所叙述的这个家庭里，其余的人几乎都养成了苦行的习惯，惟独容许勃兰威尔一个在自我放纵中长大。”（莱恩，1990：139）勃兰威尔长期酗酒、吸毒，浪费了不少姐妹们辛苦挣来的钱，直至染上肺病，于1848年9月死去，姐妹们才算得到精神解脱。
艾米莉及其姐妹从小就梦想成为作家，但父权社会给予她们的却是无情的打击。1836年，夏洛蒂把自己写的几首诗寄给了当时著名的桂冠诗人骚塞，不料骚塞竟回信道：“文学不能也不应成为妇女的终生事业。她在她应尽的职责方面做得越多，就越无闲暇从事文学活动，即便作为一种才艺和消遣亦是如此。你现在尚未负起那些职责，等你负起那些职责时，你就不会那样热衷于成名了。”（莱恩，1990：108）勃朗特姐妹所面临的是巨大的婚姻压力，玛格丽特•莱恩在《勃朗特一家的故事》中写道：“婚姻问题在当时，正如在今天，是每个年轻女子生活计划中都要列入的大事，而且当时受到的社会压力，是我们这个不同的时代所难以理解的。我们很容易忘记当时那种压力有多大，做—个老处女蒙受的羞辱是多么令人胆寒。夏洛蒂要解脱无边地展现在她眼前的那种令人厌倦的生活，结婚是一条可以渴望的，唯一为社会所容的途径。”（莱恩，1990：120）
尽管如此，勃朗特姐妹却没有屈服。她们还是拿起了笔，书写自己的理想，书写她们对社会的批判。夏洛蒂在《简爱》中发出了争取女性独立的呼声，艾米莉则在《呼啸山庄》中以暴虐怪诞的故事展现父权制社会的罪恶，安妮也写出了女性的心声，虽然她们的作品最初发表时，不得不借用男人的名字。
艾米莉是三姐妹中最有个性和最富才华的一个，她表面沉默寡言，内心却热情奔放，虽不懂政治，却十分关心政治。她鄙视一切世俗观念，一生始终按照她自己的意愿生活。在短暂的一生中，她曾对生活充满美好的希望，曾向往爱情，追求真正的幸福和欢乐，可是，在这冷酷无情的父权制社会里，“她饱尝了辛酸和疾苦，青春的火焰在寂寞中泯灭，美丽的憧憬在黑暗中消失。她感到忧郁、孤独，在一首抒情诗中这样写道：“我孑然一身，命中注定，/无人过问，也无人怜悯，/自从我生下来，从未引起过/一线忧虑或一丝欣慰。//我偷偷地笑过，也默默地流过泪/啊，变幻的人生就这样匆匆溜过，/十八岁的少女孤苦伶仃，/仍象诞生那天一样寂寞，/曾几何时，青春的希望被融化，/然而梦幻的彩虹却骤然飞落天涯/于是人生经验告诉我——真理/永远不会在人类的心灵中萌发……”（范岳，1983：15-16）
带着对父权制社会的深刻洞察和体验，艾米莉在《呼啸山庄》中勾勒了一幅父权制社会的畸形图景：在父权制等级观念和性别观念的腐蚀下，人们的思想被束缚，人类的自由与解放停滞不前。同处于社会边缘的无产者和女性受尽凌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最终，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扭曲了人性，做出了种种恐怖的事情。结果，《呼啸山庄》虽然与《简爱》同年发表，却不像《简爱》那样受到舆论的普遍赞扬，而是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无庸置疑，艾米莉的思想和当时她所处的时代根本格格不入，她的不动感情的尖刻遭到了谴责。然而，她确实写出了她所生活的那个父权制社会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通过一个爱情悲剧，艾米莉实际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女性主义社会批判，她终将唤起人们对父权制社会制度的警醒。
参考资料：
http://www.linguist.org.cn/doc/uc200501/uc20050101.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