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强化服务导向，引导城市自发的生长潜力
随着技术的进步，以规模化大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必然带来城市人口的集聚。新移民（外来人口、农村人口）抵达城市之后的首站栖息地通常为落脚城市（arrival city）。相比西方国与国之间移民的流动，我国的“城中村”容纳的主要是本国“移民”，但二者在本质上并无区别。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1.27%，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约35%～38%。在将近7亿城镇人口里，有将近一半的人不是真正的城市市民，即“半城镇化”或“伪城镇化”。大量的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在城市中暂住在“城中村”。数以亿计的人口外迁，在农村留下“空心村”。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源源动力，撑起了城市的经济。城市要保持持久的发展动力，就要为低收入群体提供适合其消费特点和消费能力的住房、设施和服务，促进外来人口向城市市民转化。“城中村”是乡村移民成为城市一员的第一站，也是必要的一站，我们不能恐惧它的产生，只能容纳它的到来。
纵观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历程，作为最早完成工业革命与城镇化的英国，其城镇化过程中的城市更新极具代表性。在城镇化初期，工业的空前发展，吸引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匆匆建立的住宅、工厂和服务设施成为后来的“旧城”和“内城”，也是更新的主要对象。19世纪伦敦的市民至少有40%是外来人口。随着政策的调整与环境的提升，伦敦这一落脚城市安稳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革命的年代，并且日益焕发出落脚城市应有的生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的建立，大大提高了市民尤其是移民们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可能性。城市在住房、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系统等方面也有极大改善。重点解决了城市贫困、住房需求、低收入者和就业机会丧失等问题，并以一系列法律法规保障城市更新的有效实施。同时，改造过程中尤其注重人性化尺度和人的需求，结合社区环境的综合整治、社区经济的复兴，以小规模的、分阶段的谨慎渐进式改善，如伦敦市中心的少数民族聚居改造项目等。
对我国而言，“城中村”中的人能否顺利流向城市主流社会，不仅仅取决于其自身的努力，还需要政府以多层次、差异化的设施和服务，满足他们的生活保障乃至安全和社会归属等心理需要。改善公共设施、市政设施、教育设施，并促进“城中村”产权明晰化，不然就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规划设计手法方面，宏观上，规划应与城镇化水平相适应，完善市政公用设施，完善环境规划和空间设计，形成合理的交通组织、适度的社区规模和动态、有机的平衡结构。中观上，要调整好新住宅区内的区域划分和功能布局，强调社区设计，创造有利于邻里融洽的优美和谐的环境。在微观上，要营造文化氛围以改善环境，在宜人的空间尺度上创造新移民负担得起的现代新居所。
2．凸显创新导向，注入城市升级发展的原动力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曾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美国、德国、瑞典在20世纪初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日本、意大利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进入创新驱动阶段，韩国在21世纪初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我国早期经济发展主要受益于生产要素驱动，如以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资源及廉价环保成本进行建设。近年来受投资驱动的特征鲜明，如依赖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进行建设。过去10年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绝大部分年份都在50%以上。我国在城市化发展滞后及结构性问题突出的情况下，以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工业化模式正在改变，经济增长如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型面临的重大问题。
产业升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同一产品附加值的升值，即由生产向创新、设计、高端服务等产业链高端化转变；另一种是不同产品、产业结构间的升值，即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再到服务密集型。随着产业升级，进而实现城镇发展模式的转型。对我国的大多数城市来说，应追求的不是城市规模的扩张，而是城市的升级。即追求城市的附加值，包括城市吸引力、竞争力等多方面的提升。为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可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和发展与城市经济社会条件相得益彰的产业，并提升创新型企业的激励和带动机制。综观我国主要城市的上市公司统计情况，上市公司超过100家的有三座城市：北京因央企众多而高居榜首，上海以总部经济为凝聚力吸引了众多上市企业，深圳作为改革先锋以高新技术等产业为先导孵化了中兴等优秀的本土企业。反观武汉、长沙等城市，上市企业构成与当地的主导产业、规模经济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武汉以高校资源为依托有东湖高新、华工科技等上市企业。长沙与其着力发展装备制造业的定位紧密联系，有中联重科等企业。为当地传统产业链的完善，城市产业升级、创新力、竞争力的提升起到了先导作用。
3．关注就业导向，提供更高质量的城镇化就业保障
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一个适合创业、就业不断增长的充满活力的城市社会，应充分吸纳农业溢出人口。新城本是工业化和城镇化有机结合的统一体，新城建设意味着大量人口将进入城市工作，并且安家落户成为市民。这就要求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和住房来保证新增城镇人口能够安居乐业。因而，针对新城营建趋势，应避免有城市无产业支撑的过度城镇化这一“城镇化陷阱”，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注重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使城镇化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上，防止“产业空心化”。
新城是科技进步、规模经济效益促使产业与人口在空间上集聚与扩散运动的结果。成功的新城不应仅提供给人们居住的场所，还应提供就业的机会，新城不只是一个“睡城”。世界上较成功的新城开发主要有田园新城、边缘新城、TOD新城、产业新城、副中心新城和行政中心新城等，它们各自都有优劣点，但无一例外地做到了紧密结合自身发展条件和现实状况，实施严密规划，促进职住平衡，逐步有序地进行新城的开发与建设。如英国建立新城的目标之一就是使其成为就业与居住平衡的社区。伦敦新城尤其强调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为了有效增加新城就业机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银行贷款、土地租金、税收等各个方面为新城的企业提供优惠条件。在新城哈罗，超过85%的就业人口工作在新城，在空间布局上，将无污染工业、第三产业有效地与居住功能适当混合以保证就近就业，并成立相应的技能培训机构，帮助居民就业。
4．坚持环境导向，营造更具生态魅力的健康城镇
我国快速城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如城市生态的“多色效应”：红色的热岛效应、绿色的水华效应、灰色的雾霾效应、黄色的拥堵效应、白色的采石秃斑效应和杂色的垃圾效应等。城镇化中的“先规模后效益”发展途径，使得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文明建设被严重忽略。极端污染事件的发生，就其深层原因主要是由于现行生产模式、生活模式、交通模式等环节对大气环境容量、水环境容量、土壤环境容量等生态容量的漠视。若严格按照英国、日本等先进国家标准治理PM2.5也并非不可能。如北京奥运、深圳大运期间通过实施关掉所有污染型工厂、大范围限行机动车等措施后空气质量极大提升。但生态环境的改善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结合产业、民生等多个因素综合考虑。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