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神学观点把人看成是神的秩序的一部分，科学观点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两者都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而与此相反，人文主义集中聚焦在“人”的身上，从“人”的经验开始。
2、每个人在他或她自己的身上都是有价值的——我们仍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话，叫做人的尊严——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
3、它一方面认为，思想不能孤立于它们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来形成和加以理解，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它们简单地归结为替个人经济利益或阶级利益或者性的方面或其他方面的本能冲动作辩解。
扩展资料：
古希腊先哲从实际出发,以人为本,洞察宇宙,探索人生,他们的思想主张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
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之后,封建神学统治西方近千年,个人意识惨遭压制,人成了上帝的羔羊,人文主义思想几近湮灭。
文艺复兴中的思想巨人,以自己的作品抨击封建教会的虚伪和腐败,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提倡追求自由和幸福,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人文主义"旗帜高高飘扬。
宗教改革中"因信称义"的先定论",否定了教皇的绝对权威,是人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灵魂得救的自主权,人文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弘扬。
启蒙运动思想家高举理性的旗帜,批判宗教迷信,封建制度和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强调人的尊严,追求自由平等,主张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人文主义思想达到新的高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人文主义
第一个特点
第一，神学观点把人看成是神的秩序的一部分，科学观点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两者都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而与此相反，人文主义集中聚焦在“人”的身上，从“人”的经验开始。它的确认为，这是所有人都可以凭借的唯一东西，这是对蒙田的“我是谁”问题的唯一答复。但是，这并不排除对神的秩序的宗教信仰，也不排除把人作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作科学研究。但是这说明了这一点：像其他任何信仰——包括我们遵循的价值观，还有甚至我们的全部知识——一样，这都是“人”的思想、从“人”的经验中得出来的。
第二个特点
人文主义信念的第二个特点是，每个人在他或她自己的身上都是有价值的——我们仍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话，叫做人的尊严——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这一尊重的基础是人的潜在能力，而且只有人才有这种潜在能力：那就是创造和交往的能力(语言、艺术、科学、制度)，观察自己，进行推测、想像和辩理的能力。这些能力一旦释放出来，就能使人有一定程度的选择和意志自由，可以改变方向，进行创新，从而打开改善自己和人类命运的可能性——我强调可能性，不是比这更多的东西，不是肯定性，而是指一种资本。
为了要解放这些能力，使男男女女都能发挥他们的潜力，有两件事是必需的。一是教育，教育的目的不是具体任务或技术方面的训练，而是唤醒对人类生活的可能前景的认识，引发或者说培养青年男女的人性意识。有的人生来就具有这种意识，他们的潜力就自然得到发挥。但是大多数人需要唤醒他们这种意识。因此人文主义者不仅对教育寄予核心地位的重视，而且他们也在总体上主张打下全面教育的基础，目的在全面发展个性和充分发挥个人才能。
要解放人的能力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是个人自由。十八世纪的哲学家用理性这一武器祛除了由世俗的和宗教的习俗、过时的法律、权威主义的制度所加的限制和禁忌，驱散了教会和整个天启宗教的机器所利用的恐惧和迷信。他们想用改革后的法律制度和世俗化国家来代替。这个法律制度建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自由和意见自由的基础上；这个国家则由代议制来治理，对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创业，尽可能少地予以干涉和立法。
到底少到什么程度，是十九世纪早期和二十世纪各有不同的看法的问题，这说明了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人文主义传统，把它看成是一场持续的辩论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可以指望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在它的某个发展阶段赞同自由放任政策，我们也能指望这个传统在后来某个阶段反对这种政策，而且用提倡社会改革，限制经济权力，为不能自谋生计的人提供基本生活需要等手段，来扩大自由，作为国家干预的辩解。在国家干预应该达到什么程度——以及可以达到什么程度而不致产生反效果 ——的问题上的这种意见分歧，仍是人文主义传统的一个特点。这远远不是弱点，相反，这种能够适应社会和环境变化的能力，同死死守住僵硬不变的正统思想相比，在我看来倒是一个优点。
第三个特点
人文主义传统的第三个特点是它始终对思想十分重视，它一方面认为，思想不能孤立于它们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来形成和加以理解，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它们简单地归结为替个人经济利益或阶级利益或者性的方面或其他方面的本能冲动作辩解。马克斯韦伯关于思想、环境、利益的相互渗透的概念，是最接近于总结人文主义关于思想 的看法的，即它们既不是完全独立的，也不是自发派生的。
从十四世纪彼特拉克大声疾呼反对经院哲学开始，人文主义就表现出它不信任哲学体系——不论是神学体系--形而上学体系，还是唯物主义体系——中关于抽象思想 的缜密推敲。它重视理性，不是因为理性建立体系的能力，而是为了理性在具体人生经验中所遇到的问题——道德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上的批判性和实用性的应用。为了同样的原因，人文主义偏向于历史的解释方法，而不是哲学分析的解释方法，或者，至少，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是两者的结合，把普遍的人生经验同这些经验在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的表现联系起来。它不想把自己的价值和象征性强加于人，像天主教的或者卡尔文派的、伊斯兰教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或象征那样，相反，它认为通向真理的路不止一条，不论是古希腊的还是中国的、罗马的、法国的、印度的文明，它们所形成的道路，都需要认真对待，需要作出努力根据它们自身的条件来了解它们。即使当我们不能接受它们作为我们自己的文明时，或者由于它们不容异见的偏狭性而使我们被迫捍卫我们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这样做。
人文主义当初在十四、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开始时，就是抱着这样一个目的，要想深入和恢复遥远的希腊和罗马的古人世界。四个世纪以后，歌德重复了这个经验，从中得出灵感，重新塑造自己的生活和艺术。古代希腊思想、文学和艺术的活力远远没有耗绝，这可以从俄底浦斯神话对弗洛伊德和斯特拉文斯基仍旧有着魅力看出来。我们可能感到遗憾，因为古典文明已不再是许许多多受过教育的人所熟悉或所能接触到了。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学习其他国家人民的语言，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艺术和他们的信仰，把自己投入到其他国家人民的思想和感情中去，不论他们是古代希腊人，还是中国人，西班牙人，或者美洲印第安人，或者投入到我们自己社会的早期阶段中去，这样的努力不应该让它消失。这种移情的艺术，狄尔泰叫做verstehen（理解），对人文主义教育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在打破那种除了自己这一时代和文化以外对其他时代和文化都一无所知的愚昧性方面，有极大的价值。语言和通过谈话，通过文学、戏剧、演讲、歌曲进行交往的力量，是人文主义 传统中核心的东西。幽默也是，从希腊的瓶瓮画家到查利卓别林，这是最有特点的交往形式之一，是只有人才掌握的笑自己和笑别人的能力，也是除了看到人生所处的困境的悲剧——同时也看到它的喜剧一面的能力。
艺术与人文主义有着一种特殊的血缘关系，这除了适用于文学和戏剧以外，也适用于音乐、舞蹈以及其他非口头艺术如绘画、雕塑、陶瓷，因为它们有着逾越不同语言的障碍进行交往的力量。在十七世纪，维柯曾经指出，象征和神话表达了—个社会的信念和价值观，这可以从有关诞生、婚姻、死亡的普遍经验的风俗和习惯中看出来，也可以从一个社会的有关财产和家庭的法律和制度中看出。这里又是一个极其丰富的泉源，人文学的研究和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可以为此提供途径，人文主义传统也可由此汲取营养。另外人文主义也可以是一种理念。
人文主义讨论中有一个最古老的题目在古人中间已经很熟悉。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又重新恢复了讨论，那就是积极活跃的生活和沉思默想的生活孰优孰劣。在逆境的时候，比如在—党专政之下生活，很少有机会可以进行公开活动，那么，当然我们会认为，在自己的私生活中寻找一个避难所和静止点是人文主义传统的自然表现。这是蒙田在十六世纪宗教战争中的态度，又是生活在独裁专政下许多异见分子经历中一再重复的行为，不论这种独裁专政是右派的还是左派的。但是人文主义者的意见还是偏向于积极活跃的生活，争取掌握命运，在邪恶面前进行抵抗，而不是听天由命。
第一个特点
第一，神学观点把人看成是神的秩序的一部分，科学观点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两者都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而与此相反，人文主义集中焦点在人的身上，从人经验开始。它的确认为，这是所有男女可以依据的唯一东西，这是对蒙田的“我是谁”问题的唯一答复。但是，这并不排除对神的秩序的宗教信仰，也不排除把人作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作科学研究。但是这说明了这一点：像其他任何信仰——包括我们遵循的价值观，还有甚至我们的全部知识——一样，这都是人的思想从人的经验中得出的。
第二个特点
人文主义信念的第二个特点是，每个人在他或她自己的身上都是有价值的——我们仍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话，叫做人的尊严——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这一尊重的基础是人的潜在能力，而且只有人才有这种潜在能力：那就是创造和交往的能力(语言、艺术、科学、制度)，观察自己，进行推测、想像和辩理的能力。这些能力一旦释放出来，就能使人有一定程度的选择和意志自由，可以改变方向，进行创新，从而打开改善自己和人类命运的可能性——我强调可能性，不是比这更多的东西，不是肯定性。
为了要解放这些能力，使男男女女都能发挥他们的潜力，有两件事是必需的。一是教育，教育的目的不是具体任务或技术方面的训练，而是唤醒对人类生活的可能前景的认识，引发或者说培养青年男女的人性意识。有的人生来就具有这种意识，他们的潜力就自然得到发挥。但是大多数人需要唤醒他们这种意识。因此人文主义者不仅对教育寄予中心地位的重视，而且他们也在总体上主张打下全面教育的基础，目的在全面发展个性和充分发挥个人才能。
要解放人的能力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是个人自由。十八世纪的哲学家用理性这武器除去了由世俗的和宗教的习俗、过时的法律、权威主义的制度所加的限制和禁忌，驱散了教会和整个天启宗教的机器所利用的恐惧和迷信。他们想用改革后的法律制度和世俗化国家来代替。这个法律制度建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自由和意见自由的基础上；这个国家则由代议制来治理，对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创业，尽可能少地予以干涉和立法。
到底少到什么程度，是十九世纪早期和二十世纪各有不同的看法的问题，这说明了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人文主义传统，把它看成是一场持续的辩论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可以指望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在它的某个发展阶段赞同自由放任政策，我们也能指望这个传统在后来某个阶段反对这种政策，而且用提倡社会改革，限制经济权力，为不能自谋生计的人提供基本生活需要等手段，来扩大自由，作为国家干预的辩解。在国家干预应该达到什么程度——以及可以达到什么程度而不致产生反效果 ——的问题上的这种意见分歧，仍是人文主义传统的一个特点。这远远不是弱点，相反，这种能够适应社会和环境变化的能力，同死死守住僵硬不变的正统思想相比，在我看来倒是一个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