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各项人均水平依然较低。
衡量一个国家真实的发展水平，主要不是看其经济总量的大小，而是要看其人均水平的高低。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增长，至2010年中国GDP达到了约5.9万亿美元的水平。如果仅从经济总规模看，的确不小，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但如果用中国13亿人口一除，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就会显示出巨大差距，表现出明显的发展中国家特征。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从人均生产水平看，2009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744美元，不到世界平均（8594美元）的一半，只排在世界第106位，不到美国（4.6万美元）、日本（3.9万美元）等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从消费水平来看，2009年中国人均消费为1306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5093美元）的1/3，仅为美国（32821美元）的4%和日本（23681美元）的5.5%。从人均实物量消费看，2007年中国人均电力消费2332度，比世界平均水平少514度，五个中国人消费的总电量没有一个美国人（1.3万度）消耗的多；2007年美国和日本每千人拥有汽车分别为820和595辆，世界平均每千人拥有汽车也达182辆，但到2009年中国每千人只拥有汽车49辆。
恩格尔系数是公认的能够综合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指标。这个指标越高，表明生活水平越低，反之亦然。中国的恩格尔系数要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见附表1），这说明中国人还需要用较大比重的支出来满足吃饭穿衣等基本需要，而用于文化消费、卫生保健消费和休闲旅游消费等方面的支出比重比发达国家低的多。即使是从享受干净水的人口比例这一基本生活指标看，中国89%的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相去较远，也低于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见附表1）。从生活水平看，毫无疑问，中国也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2、中国的发展严重不平衡。
相对而言，发达国家内部的发展较为平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差距较小，窥一城一地之斑，可识全国之豹。而中国仍处在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的阶段，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较大，有些方面的差距甚至还在扩大，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大都市的繁华景象、发达地区的现代化设施、某些富裕人群的一掷千金，很容易让来自发达国家的人士产生误解，以局部现象推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貌。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不是表现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而是表现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发达国家的城乡居民享受着大体相同的生活水平，有些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甚至高于城市居民；而且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高，大多数居民居住在城市，因此城市本身可以基本反映发达国家的整体发展状况。而在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去甚远。中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都不到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城乡家用电器拥有量差距明显，如在每百户彩色电视机拥有量上城市是农村的1.25倍。同时，与城镇相比，中国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都较低：农村居民参加养老保险的比率不到城镇的三分之一，人均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不到城镇的六分之一。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较低，目前只有47.5%，与美、英、法等发达国家有着30多个百分点的差距。当来华的外国朋友在五星级酒店品咖啡、在写字楼开视频会时，他们大概很难想象在离市中心不算太远的农村地区，一些村民尚缺少像样的家具和电器，甚至还面临着行路难、饮水难之类的问题。
美国最富的州与最穷的州的人均GDP之比为5.2，日本的相应比值为2.8，中国的相应比值为7.6。在公共服务水平方面，美国最发达的州人均教育经费支出是最落后的州的1.6倍，日本的相应值为0.6，而中国的相应值则高达3.5。在居民消费方面，2009年中国东部地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西部地区的2.3倍。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仅表现在省区之间，也表现在同一省区内部，即便是在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广东、江苏等地，在珠三角和粤北、苏南和苏北之间，其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标的差距都在2-4倍。
从贫困人口的数量来看，以中国自身的贫困线标准（人均年收入1196元）衡量，2009年中国仍有3600万贫困人口；以联合国（每人日均消费1美元/天）的标准，中国贫困人口尚有1.5亿；以世界银行的标准（每人日均生活费1.25美元/天）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则达到2.54亿。事实上，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巴西）的标准。而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贫困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还会大幅度增加。
3、出口规模与结构还有很多问题。
2009年中国出口额达1.2万亿美元，超过德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占世界出口总额的9.6%。2010年这一比重超过10%。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成为第一出口大国，一个重要原因是从终端切入，参与全球特别是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出口多为最终产品，其中包含着相当高比例的进口零部件的价值。如果扣除这些价值，仅在国内形成的增加值规模将会显著小于出口总量规模。当然，如果按人均出口金额计算，中国的水平也会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的水平。
在中国的出口中，95%是制成品，超过30%是高新技术产品，这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类似。然而，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制成品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在中国的增值集中于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活动，这与发达国家主要开展技术与知识密集的高附加价值增值活动有着明显差别。2009年中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仅为1550美元，远低于日本（8272美元）、德国（6926美元）、美国（5667美元）。
2009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到294亿美元，较上年上升149%，这与美国同年1433亿美元的服务贸易盈余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考虑到通过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而造成的“商业存在”方式，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就更大。服务贸易长期逆差是中国仍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往往被国外论者所忽视。 2009年，全国105个监测城市工业地价仅为597元/平方米，远低于商业地价（4712元/平方米）和住宅地价（3824元/平方米）。2000-2009年，商业和住宅地价分别上涨191%和297%，而工业地价仅上涨34%。而且，地方政府还以土地换项目、先征后返、补贴等形式变相减免土地出让金，如2004至2006年，九城市违规或变相减免土地出让金47.88亿元。中国的部分能源产品价格不能及时有效地反映生产成本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如长期存在“市场煤、计划电”之间的矛盾，反映的就是政府确定的偏低电价，无法消化市场决定的煤价上升所引起的成本压力。在环境保护方面，2009年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达到4525.3亿元，占当年GDP的1.33%，但经济增长的环境损害成本远没有完整地体现在包括出口企业在内的企业生产成本之中。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长期以来不利于劳动者工资水平提高；与此同时，由于相关制度建设滞后，存在着超时工作、克扣工资、欠薪等损害劳动者权益的问题，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仍有较大缺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压低了劳动者的应得收益。2009年中国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27亿和1.49亿人，约为城镇全部就业人员的41％和48%。其中，参保的农民工人数为1643万人和5587万人，仅约占农民工总数的7.2%和2.4% 。这种状况短期看似乎有利于降低出口成本，但中长期有损于人力资本建设，将会制约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和发展方式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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