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 大儿子久翔央求向滕代远给自己在北京找个工作，滕代远沉思后对儿子说，按父子情分，应该在北京为你找个事做，但共产党的干部，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没有以职权谋私利的权力，滕代远还反复叮嘱儿子：“家里有什么困难，要自己想办法克服，不要打我的牌子给国家添麻烦”，久翔不住地点头允诺。
1943年11月，滕代远的二儿子久光出生了。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是战争最紧张最艰苦的时期，日本侵略军不断对根据地进行大肆“扫荡”和“蚕食”，残酷的斗争使他们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只好把久光寄养在老乡家里。新中国成立后，久光被接回北京，进了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在学校里，久光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很少与外界接触，使得这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有点忘乎所以了。滕代远认为这样下去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于是就把孩子转到一所普通学校。但久光淘气贪玩、不好好学习的毛病仍没有改掉。为了更好地教育孩子，滕代远夫妇决定把久光送到秘书的老家，一个山区农村去锻炼。离开了父母，久光逐渐增强了独立性，并有了可喜的变化。劳动的汗水改变了他贪玩的恶习，学习成绩也渐渐好起来。1962年夏秋之间，台湾国民党当局叫嚣反攻大陆。久光激于保卫祖国的义愤，自愿放弃继续升学的机会，报名参军，成为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
1964年夏，滕代远的三儿子久明高中毕业，正埋头苦读，准备参加高考。久明他想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怕万一考不好，不被录取，求滕代远给老部下写封信。滕代远听后，断然拒绝。后来，久明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久明准备上大学的前几天，滕代远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还抄录了陈毅1961年7月送儿子上大学时写的《示丹淮并告昊苏、小鲁、小姗》的长诗中一些句子以勉励儿子。久明没有辜负父亲的殷切期望，后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来，他当上连长，在边境作战中还荣立了三等功。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学校停了课。滕代远的四儿子久耕在父亲的支持下，来到白洋淀和狼牙山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直到1967年底他才回到北京，接着又报名参军。久耕离家那天，滕代远一遍遍地检查孩子的行装，还送给久耕一套《雷锋日记》和《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他叮嘱儿子：到了部队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忘记革命前辈创业的艰难，向工农出身的战士学习，做雷锋式的好战士。久耕带着建设祖国边疆的激情与豪迈，带着对军旅生活的向往，高高兴兴地告别了父母，开始了新的生活。后来，他给家里写信汇报自己在部队工作学习的情况，在信中他表达了一肚子的埋怨。滕代远很快给久耕回了一封信，要求儿子“吃大苦，耐大劳，养成战斗作风”。在父亲的关怀与鼓励下，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提了干。滕代远又在家信中告诫他，提干是组织上给你更新的任务，你应该比以前做得更好，当好普通一兵。因为工作需要，久耕的工作换了好几个地方，但是，不管到哪里，他都牢记父亲的教诲，工作更加努力，先后被国防科工委党委和海军评为“雷锋式的好干部”。久耕从部队转业后，到广东粤海石化储运公司任职，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小儿子久昕1951年生于北京。可是，当孩子刚满16岁的时候，滕代远就支持孩子到内蒙古草原插队落户。学校发来登记表，久昕填完后请父亲审阅。滕代远拿起毛笔在家长意见栏内写下“完全同意，坚决支持”八个字。久昕在边疆期间，滕代远夫妇经常去信，勉励久昕在草原上扎根，好好经受锻炼。1970年，久昕光荣参军，成为一名铁道兵战士。1974年11月30日下午，病重住院的滕代远在弥留之际，与前来看望他的一位老同志兴奋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茶几上的白纸写满了铅笔字，有人名还有地名，久昕在一旁听着也入了神。晚上，林一来到医院。滕代远的情绪仍然很激动，可惜的是，家人却无法听懂他的意思。后来他拿起铅笔，在纸上反复写着什么，可究竟是什么字，家人也看不懂。林一安慰他不要着急，慢慢写。滕代远好像听懂了意思，不再着急了。铅笔下显出的字终于让家人看清楚了一些，原来是“服务”两个字。 我的父亲滕代远，是一位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同志。 在儿女的心目中，他是一位慈爱的好父亲，更是一位身体力行、循循善诱、培育我们树立共产主义信念的引路人。他逝世后，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物质遗产，留给我们的却是一笔弥足珍贵、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一位老红军战士、老共产党员顶天立地的革命气节和一份视人民为衣食父母的公仆情怀。
知识青年要和工农兵相结合
1923年，我父亲考入位于常德的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4年6月，他在中共湘区委员陈佑魁的领导下，组织进步学生成立了“麻阳新民社”，创办了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锦江潮》，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思想。他撰写发表了《中国的现状》、《读书为什么》等一批进步文章，痛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同年10月，他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表现积极，次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将自己的一生完完全全贡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少不更事的时候，我曾好奇地问父亲：“您在学校读书，成绩优秀，为什么还被学校开除？为什么书没读完就去搞农民运动？”父亲说：“被学校开除，是因为学校当局被国民党右派分子把持，我们组织群众反对国民党右派破坏大革命运动，当然会被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我们参加革命，就是要推翻一切不平等、不民主的社会制度。让‘耕者有其田’，让中国的老百姓当家作主。”这正是父亲投身革命的初衷。在湖南二师读书期间，他一边做学生的工作，一边做工人和常德近郊农民的发动工作。不久，他受湖南省委的指派，去长沙、平江、浏阳、醴陵从事农民运动，成为湖南农民协会委员长，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人生道路。我父亲是以一个知识青年的身份投入工农解放运动的，他一直认为：知识青年如果不和广大的工农兵相结合，必将一事无成。缘此动机，20世纪60年代起，他陆续将4个儿子送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广阔天地去锻炼成长。1962年，在台湾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他就让正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读高中二年级的大儿子滕久光应征入伍，去海防前线服役。1965年，他又让二儿子滕久明报考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献身于国防事业。1968年，他又坚定地支持三儿子滕飞应征入伍，到祖国西北献身于核武器研发事业。这一年年底，他又将最小的儿子滕久昕送往内蒙古大草原插队当牧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