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
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在长达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把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推向了顶峰，
列宁称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位子”①托尔斯泰生活和创作的时期正是俄国社会发生剧急变革的年代，他紧紧抓住俄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贵族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并通过艺术创作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本质特征。他看到贵族的腐朽与衰败，宗法制农民的破产与赤贫，怀着对祖国命运的担忧，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着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办图使俄国避免走
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改革农奴制，缓和阶级矛盾，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理想社会。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实际上正是作家精神苦苦探索的艺术再现，他以巨大的艺术力量塑造了许多生动的
艺术形象，表达了自己对俄国社会问题的探索及思想观点。这些思想集中起来就是“勿以暴力抗恶”、“博爱”、“宽恕”、“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等，他把这种思想看成是解救社会苦难的灵丹妙药。而要做到这些，人人都应该忏悔自己，去恶从善，做一个纯洁高尚的人，这样，人与人就可以勾通，社会矛盾就可以化解，人间美好的天堂就可以实现。因此，“忏悔意识”是托尔斯泰作品中所表达的重要内容，他把“忏悔意识”社会化、具体化、形象化。从他的《一个地主的早晨》
到
《复活》等一系列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作品中，我们看到r众多栩栩如生的忏悔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无论是贵族(如聂赫留朵夫)还是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下层人民(如玛丝洛娃)无不表现出强烈的忏悔意识。作家通过这些忏悔人物的生活故事及精神性格的发展变化，力图说明:
对自己的忏悔是洗刷自己灵魂污垢的最好形式，是体现“博爱”思想的具体行为，是步人理想道德境界的必由之路。
促成托尔斯泰“忏悔意识”的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其人性善的伦理道德观。托尔斯泰出生在俄国一个古老的大贵族庄园世家，父母早逝，他是在姑母的抚养下长大成人的。姑母给了他无限的爱，这对他一生思想品德的形成影响极大，他在日记中这样写到:“塔
吉安娜姑姑对我一生影响最大，从我很小的幼年时代，她就教给我爱的精神方面的快乐，她不是用言语教我这种快乐，而是用整个人生，她使我充满了爱，我看见、我感到她怎样喜欢去爱别人，于是，我懂得了爱的快乐。”②他们兄妹四人和睦相处，相互关心，在农庄，他们家也与农奴相处融洽。正是在充满了爱的环境中，他体会到人间的善，懂
得了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关心、相互爱护，人性善的伦理道德观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开始萌生。大学时代，他对西方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宣扬的“平等、博爱、自由”的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阅读了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认为“专制”和“奴役”是俄国社会生活中极大的邪恶。他钻研《福音书》，赞同“博爱”思想，这些对其人性善的伦理道德观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以后，托尔斯泰在苦苦的精神探索中还把目光转向了东方文化，他专门研究了佛教、
犹太教等，阅读了中国的老子、
墨子等书籍，他从这些宗教哲学思想中吸取了许多有用的思想，佛教的不杀生，为善的思想，墨子的“兼爱”思想等都大大丰富了托尔斯泰的人性善的伦理道德内容。在紧张的精神索中，他越来越感受到这个世界离不开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善、爱和自我牺牲。人性善的伦道德观成为托尔斯泰评价现实生活的道德尺度，也是他思想的基本点，同时，也是他“忏悔意识”产生的重要源泉。
正是这种人性善的伦理观念，使托尔斯泰对劳动人民的不幸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当时，俄国农民的处境异常悲惨，野蛮的农奴制剥夺了农奴的人身自由而沦为贵族老爷的私有财产，他们所有的活动及人生愈义都是为了贵族。“农奴负担着日益加重的劳役和其他封建义务，他们被赶到地主的田庄进行无休止的牛马似的劳动，遇到荒年，农民只能以橡树皮、草根延续生命，他们还经常遭到地主人身侮辱和虐待。’，③托尔斯泰长期居住在俄罗斯乡村，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到农民，亲眼目睹了农民极度贫困的生活，对农民的悲惨遭遇有更多的了解。农奴制改革后，农民的处境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相反，更加糟糕。在他的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复活》等作品中有许多对农民悲惨生活的真实描写，这些描写都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前后下层人民的不幸生活，令人触目惊心，使人们看到俄国农民正受着专制制度和地主日甚一日的压迫，正处于死亡灭种的可怕处境。作为占有几处庄园和成百农奴的的地主，托尔斯泰心里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和忧伤”④内疚万分，“就象回忆起他刚犯下的一桩不能补尝的罪行”⑤灵魂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忏悔意识。他在农庄进行了种种的改革，改善农奴的生活，创办学校，为穷人的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以自己的真诚行动来忏悔自己。
在他的作品中，人性善是主要人物的灵魂，他们正是从这点出发，忏悔自己，以实现道德完善，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地主的早晨》中的聂赫留朵夫正是体会到了“要为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必须行善”，所以，他拿着记事本挨家挨户地访问农家，真心诚意地去帮助他们，尽管这些“鸡零狗碎”的施舍并没有得到农民的理解与接受，但毕竟出于他渴望行善的内心，“出于一种赎罪的愿望’，⑥在他的代表作《复活》中，这种人性善的思想正是人物忏悔自己，走向新生的动力。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公爵和玛丝洛娃两人都经历了纯洁—堕落—复活的精神生活的历程，作者以此向读者展示了人性善的美好与人性恶的丑陋。作为纯洁，善良的聂赫留朵夫关心农奴间题，撰写土地问题的论文，并不顾世俗的偏见真心地爱上了农奴的私生女玛丝洛娃。而当了
近卫军军官的聂赫留朵夫染了
上流社会生活的恶习，抽烟，酗酒，玩女人，道德堕落，生活腐化，他玩弄了玛丝洛娃又抛弃了她，在这个堕落的军官身上，处处体现人性的丑恶，最后，玛丝洛娃不幸处境终于唤醒了他沉睡已久的良知，为善的思想使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进行忏悔，他不断地进行灵魂大扫除，决定跟随玛丝洛娃到
西伯利亚去，在艰难的生活中荡涤自己身上的恶习，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善良、纯洁的聂赫留朵夫。作者通过主要人物的性格发展，力图说明:人只有一心向善，并以自己的行动忏悔自己的过失，善就一定能够战胜恶，即“精神的人”就一定战胜“兽性的人”。
而对贵族阶级
寄生虫般的腐朽生活，托尔斯泰则以深厚的人性善思想进行深刻的反省与否定。他在
《忏悔录》中说:“他们过着的并不是生活，只不过类似生活而已，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裕环境使我们失去了理解人生的可能”⑦因此，他主张贵族应该放弃自己优裕生活，忏悔自己，同情人民，体贴民众，走贵族平民化的道路。中篇小说《
哥萨克》正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出身于上流社会的贵族公子奥列宁厌恶了贵族的花天酒地般的生活，决心要抛弃它，重新去过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他来到了高加索，高加索那秀美的大自然，哥萨克民族纯朴的民风，豪爽的性格以及他们对生活的热爱都深深感动了他，他象这些哥萨克人一样过着简朴的生活，这种生活在物质方面与贵族老爷养尊处优的生活有天壤之别，但却使他感到格外的充实，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人生的意义。《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是一个“忏悔贵族”的典型形象，他在为玛丝洛娃奔走上诉的过程中，彻底认识到了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野蛮、残酷，贵族阶级的荒淫无耻，下决心与这个处处体现人性恶的腐朽阶级决裂，用自己的行动来忏悔自己。他所走的道路突出地表达托尔斯泰对贵族阶级的彻底否定。
其次，是受宗教精神的影响。公元九世末，
基督教企式成为俄国的国教，以后，东西教派分立，
东正教在俄国得到迅速发展，势力强大。宗教思想深人人心，俄罗斯民族的宗教意识之强烈是欧洲其它国家不能比拟的。教会宣扬原罪思想，轻视现世，认为现实是苦难的所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赎罪，以使死后灵魂进人天堂。正是这种原罪思想，使人们普遍产生了忏悔意识，对人类自身的忏悔，对罪恶的忏悔，以净化灵魂。托尔斯泰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其宗教思想根深蒂固，甚至连打牌、失眠等都要祈祷上帝。面对人民的苦难，贵族的腐化，他呼吁宗教精神，号召理智让位于良心，知识从属于信仰，把宗教精神当作永恒的道德原则，永恒的真理，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应当坂依上帝。他说:“人在生活中的任务，就是要拯救自己的灵魂，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就必须按上帝的方式生活。⑧在《天国在你中心》一文中，托尔斯泰也明确指出:“只要人人开始尽其天职，只要人人开始照着其内心中的良知生活，那末，一切心灵都在渴望着的‘天国’不久就会到来”，⑨因此，宗教精神使托尔斯泰具有强烈的忏悔意识，照他看，生活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奉行“主”，只要人们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忏悔自己一心向善，那么人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人类天性的种种歪曲现象以及社会上的一切不道德现象都会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大家才会和平、友爱、彼此和睦相处，人对人的一切暴力迫害方式也就不再存在，世界上也不再有欺骗和谎言，不再有罪孽，每个人都能成为未来天国的公民。在他的作品中，宗教精神一直成为人物忏悔的内驱力，成为人物精神探索的最后的归宿。《复活》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对俄国沙皇专制的国家机器、官办教会、土地私有制等都作了彻底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撕毁了一切假面具”。但这部作品却狂热地鼓吹宗教精神。主人公聂赫
留朵夫正是基督的力量使他忏悔，“他祷告，求上帝帮助他，到他心中来，洗净他……他体会到自己跟上帝同在，于是，不但感到自由、生命的蓬勃和快乐，而且，感到了善的全部力量。”⑩正是这种宗教精神使他在不幸的玛丝洛娃的面前内疚万分，他忏悔自己，为她奔走上诉，以赎前想。最后，他虽然没能同玛丝洛娃在一起而感到痛若，但他却在《福音书》中得到了安慰:只要人人都信奉上帝，人们就可以获得至高无尚的幸福。·聂赫留朵夫诚挚的忏悔也终于感动了玛丝洛娃，激发了她生活的勇气，她戒掉了烟，也不再卖弄风情，到医院治病，决心重新做人。最后，她自己也领悟到了“要爱你的仇敌”、“宽恕一切人”的神圣的宗教真理。
最后，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的产生还与当时俄国的社会历史现实有密切的关系。托尔斯泰生活和创作的时期。正是俄国社会发生剧急变革的时期。一方面，千百年来的农奴制已腐朽不堪，严重地制约了俄国经济的发展，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另一方面，西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并以它所取得的文明成果影响着俄国，呼唤着这个落后的农奴制国家步它们的后尘。六十年代初的农奴制改革并没有把俄国从农奴制的危机中拯救出来，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迅速建立加速了农村宗法制经济的崩溃，“带来了空前的破产、贫困、饿死、野蛮、卖淫以及梅毒—‘原始积累’的一切灾难。’，卿作为俄国农民利益的代表，托尔斯泰
“看不出也不可能看出‘开始安排’的新制度是什么样子，是哪些社会力量在‘安排’这种新制度以及怎样‘安排’这种制度，是哪些社会力量能够消除这个‘变革’时代所特有的无数特别深重的灾难。”。面对现实的一切，他焦虑，困惑不解。由于受千百年封建君主专制和经济结构的封闭保守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的思想大都比较保守、温和。尽管人们对现实强烈不满，渴望改变自己的悲惨地位，但却只有少数人敢于拿武器进行反抗，而大多数的人却因斗争的残酷和挫折而陷于悲观失望，因而，耽于幻想，在祈祷中忍受着非人的折磨，所以，“悲观主义，不抵抗主义，向精神呼吁是这个时代必然要出现的思想体系”廿托尔斯泰作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文学家、思想家，他的思想，学说也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他找不到解决现实矛盾的办法，于是，呼吁人们忏悔自己，完善道德，勿以暴力抗恶。这种思想实际土表现了千百万农民群众“对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⑩
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从根本上否定了十九世纪俄国的现实生活，体现f作家的民主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有其积极的进步意义。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表明了作家仅仅是在道德范围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他所提出的改良社会的主张没有涉及到社会制度，仅是寄希望于个人道德的完善，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正如列宁所说:“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要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的伟大的，而作为一个发明了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⑩
列宁在论托尔斯泰的一系列文章中，把托尔斯泰的思想放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加以考察，对其思想的实质及其矛盾性都作了精辟的阐述，指出要彻底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劳动人民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从根本上推翻了人吃人的社会制度，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这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