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06-29
按社会发展史划分和依建筑类别分类，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常用的两种框架体系。我个人对此问题比较感兴趣，出于两方面的认识：一是在前几年教学中，由于与学生的接触，开始感觉到中国古代建筑史现有的框架，在许多方面不能适应和满足学生的所求所思，即使教师科学客观地评价，也无法与他们建立共识，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现有的建筑史框架体系所传授的内容对他们只是一种知识和修养而已，而不能深解其可能推演出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及规律，进而丰富他们的设计思想乃至对创作思维助益。二是我认为，一门学问的研究框架，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载体化知识序列化和系统化的重要表征，而近十年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整体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建筑史所依存的相关学科背景及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有显著突破。这就促使我思考这样一问题：现有的框架不足和目前的知识背景改变，其突出的特征是什么？能否以此为出发点尝试架构一种新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呢？
一
从认识论上看，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前、中、后期社会的形态和政治朝代进程，来对中国古代建筑史进行框架，是基于这样一种唯物的理解：“无论从哪方面着眼，建筑都是时代的反映，一部忠实的史录”①。它的突出贡献在于：完整而准确地勾勒出中国浩翰林总的建筑类别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呈现出的在形象、技术、功用上的特征和兴衰进程，且主要解决了建筑断代和时代风格的“是与不是”的定位问题。如按这种编年史的线形研究，很容易理解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达到高峰的唐代建筑风格和技术成熟的特色。但是，这种我们姑且称为“编年式”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忽视了建筑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差异与不同步现象。譬如，东汉和西汉在社会发展史上，统称为汉，它们和战国、秦及随后的三国同为封建社会前期，但就建筑自身发展言，东汉较西汉是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在建筑类型、建筑技术、建筑材料、建筑形象等诸方面均迅速发展和有大的突破，中国独特的木构技术体系也是在此时成熟的。因此，按一般的社会发展史划分建立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就不能完全揭示出建筑内在的发展规律和变革性的标志点。
第二，忽视了建筑在时空上的滞后性。如宋元明三代木构建筑，一般地说，地区的差异常甚于时代的差异。元代南方许多建筑如浙江武义延福寺大殿、上海真如寺大殿等虽建于元代，但却以宋《营造法式》为蓝本，是宋官式建筑的继承者。而同时期的北方建筑则主要表现出取华从简、草率自由的元代建筑构架特色。相反，在明代大木建筑技术重新秩序化以后，山西、四川等许多地区则仍保存元代的简约风格和做法。又如，西汉北方盛行的锦绣包裹构件以示繁华的做法，至北宋被禁止后，于南宋竟在南方兴盛起来并成为风尚②。这都反映出建筑作为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和物质实体，它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和影响，远不能用社会发展史的断代方法进行全面地概括。
另一方面，按建筑类别来建立中国建筑史框架，其主要功绩是实用且明确，系统地归纳、总结出各类建筑的型制、词汇、技术特色和风格特征，对于学生掌握中国古代建筑的语言起到重要的作用，且主要解决了建筑型制的“象与不象”的归属问题。对于某些实例的分析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但这种“分类式”的框架体系，也显见一些不足，最主要的问题是：
分类式不能体现中国古代建筑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固有属性。在西方，建筑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是一门学问。在西方古代百科全书瓦洛的《学科撮要九书》中，建筑乃为独立一项，这就是三学（逻辑学、文法、修辞学）四术（天文学、几何学、音乐、算术）和瓦洛二学（医学和建筑）。但是，在中国古代类书中，我们从不曾发现有建筑一项，类书内容的先后次序没有层次、没有科学属性，基本上体现的是围绕皇权的一整套伦理制度、组织形态和意识形态，唐《艺文类聚》是一典型。该书分为四十八部，基本结构可用同心圆表示③（见图1）。这里的“天”，不是现在天文学意义上的天，而是“天子”的天，是天坛祭天的天；这里的“地”，也不是地质学家或者地理学家讲的地，而是皇帝去地坛所祭的那个地。又如，在“储宫部”，讲到皇太子的住所，在“居处部”，又提及等级较低的居住。从比较中，我们发现中西方对于建筑的认识是截然不同。这种比较至少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古代建筑的固有属性是隶属制度、文化或者人的活动的，而没有明确的如住宅具有居住属性这种建筑概念。“随类相从”的意义和西方的概念及今天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
第二，由此而沿伸的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类别不能完全按功用加以严格区分。因为许多建筑的真正功用在古代并不很明确，如明堂；或者具有交错的多重功用，如园林；或者相互包含，如宫殿、住宅、城市的功用关系。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建筑不纳入关系之中的存在，是无意义的存在。
概括说来，“编年式”和“分类式”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所存在的缺憾，其突出的特征是：缺乏对于“关系”的认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整体和局部的关系等等。当然，这也是当时的研究背景及条件的局限性使然。
二
近十年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所依存的知识背景和研究手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为我们重新认识、架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提供了新的契机。
首先，资料的日臻丰富，给我们带来更多关于古代环境、古代建筑、古代生活等多方面的信息。一方面，遗物、遗迹、遗址、遗册等田野资料收集和测绘工作更加细致广泛和深入；另一方面，相关学科如考古学、年代学、民族学、文化学等领域的不断开拓和成果的大量涌现，使我们有可能不再局限于就实物而理论。
其次，先进的技术是产生新资料并能够深入研究的重要手段。如用雷达探测地下遗址的分布情况，用碳-14分析确定建筑的年代，用先进的立面照相技术加速测绘工作等，都可以产生新的资料，或从旧的资料中发现新的信息。再如利用航空遥感技术可以更有效地研究聚落形态的空间关系、建筑与建筑的关系、不同建筑的共同特性等。在这方面考古界已取得了很大的实绩④。1991年科技部门还运用遥感技术对秦陵进行了测试。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前景也相当广阔。傅斯年先生在1928年曾经说过一句话，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却脚找东西”，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历史界包括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建筑历史的条件和状况。对比之下，今天确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再则，方法上的更新和信息交流及全球知识、文化相互作用水平的不断提高，使我们有更开阔的视野。美籍著名学者张光直教授综合运用了文化生态学和聚落考古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夏、商、周三代的城邑起源、发展轨迹及交替过程，是很好的从联系关系看事物本质的研究范例⑤。在我国，从文化圈层及交流机制来进行研究的工作也正在展开，并取得了较大成果。可以看到，动态地、联系地、相关地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已势在必行。
三
基于上述，这里尝试提出一个新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框架，一则为必须，二则为必然。主要采用的是建筑类型学方法，侧重在建筑的自律性和文化整体的一贯性之间建立一种纽带，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两种框架体系的不足。
建筑类型学较我们常用的建筑分类有很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一般的分类如住宅、宫殿、坛庙等，往往是基于已知的建筑实体的不同功用和性质进行的，讲究客观地类属。而建筑类型学则往往将建筑的有序发展看作逐渐发生的过程，它更注重客观物属的源，类属只是基于源而进行流的一种结果。卡特勒梅尔·德·坎西在《建筑百科辞典》中指出：“科学与哲学的根本职能之一是揭示原初动因，目的是求得缘由的知解，这就是建筑中所称的类型”。这和我们约定俗成的建筑类型的内涵不一样，实为原型类型学。它有以下几个特点：1、能从各种类别的建筑中发现普遍原则或内涵；2、如果几种类别的建筑具有同一原则或内涵，即同属一个型（为区别于约定俗成的“类型”，简称为型）；3、环境和语境变了，同一型影响下，可能产生相异于以前的建筑结果；4、型和类别不完全是包容和被包容的关系，有一定的转换性，可解决过渡性的问题。因此，运用建筑类型学，能解决诸如形上和形下、整体和局部、源和流及一些交错的关系问题。正是在这点上尤其吻合于建立新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的动因。据此，并结合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特点，我运用“型”、“类”、“期”这三个变量来概括和构成新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