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宋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期间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巨大转向。唐末宋初的动荡与离乱不仅导致士民们流离漂徙，也使得他们的精神世界遭受重大摧残。
不知苦难的时候不信鬼神，然而当他们饱尝饥饿冻寒和无枝可依时，佛家慈悲救苦救难的拔苦义理与威仪逐渐进入士民的生活并成其信仰皈依，在这过程中儒释道三教合流，其中象征皇家政治威仪的丧葬礼仪最具代表性。
北宋创设的“佛寺声钟”丧仪，即朝廷特命国家寺院，专为去世的皇室人员和重要官员持续撞击无常钟的仪式。这种特殊仪式既是宋代国家礼法和信俗的互动，也是宋代官员身后待遇的终极哀荣。
佛寺声钟丧俗的“拔苦”与“威仪”内涵
1. 佛教的“拔苦”义理满足士民死后的超脱心理
击钟打鼓是传统中国社会礼仪文化的一种特殊符号，钟鸣鼎食是名望大家的象征，晨钟暮鼓是寺庙的常识规矩。
佛寺祭钟作为佛教威仪的一种特殊文化形式，之所以被中原士民广泛接纳并与传统礼俗共存，引得无数宋人心向往之和礼拜，就是因为佛教慈悲救赎的强大说服力和信赖感，也是因为佛钟深邃厚重的鸣音，涤荡世俗繁杂和红尘悲苦。
声钟丧俗里蕴含着佛教的轮回报应一说，丧钟敲响即作超度一法，无常钟的“醍醐灌顶”可以震碎一切芸芸，传递生命的义理，连同出生与离世；“拔苦救难”可以威吓所有妄念，救人于苦难，渡人于苦海。
佛寺声钟本质上还是在传达佛教的法理，与士民心底的渴望相契合，营造了一种充满仪式感又抚慰未亡人的氛围。
2. 佛教的悲苦内核自带“威仪”属性
如西方的耶稣是造物主，中国传统文化中佛教里漫天神佛的存在大抵也相似。神佛之于人，是启明星、是明灯、是高高在上遥遥无极的庇佑。
在历来的文明发展中，生死大事始终为人们所倚重，任何一种宗教的诞生都是以解决这个问题为中心。而佛寺声钟因为贴合死生大事，送悼亡人，佛教因为贴近普罗大众，和其他信仰一样被放在了一个神圣的地位，自带着“威仪”的属性。
3. 佛寺声钟制度化彰显皇家的政治“威仪”
其一，佛寺声钟地点因卒者卒地不同而分京城与京外。在京官员和皇家成员卒后多由京城寺院声钟，京外官员多由卒地寺院声钟，声钟一般多为朝廷或地方指定。一般来讲卒者在京和朝廷指定寺院都是恩赐的殊荣，甚至可以当作子孙后代的荫蔽和谈资。
其二，佛寺声钟杵数因卒者身份地位不同而分。丧俗的声数需要“旋俟进止”，由朝廷根据官品和身份拟定，除了规定的品官外其他低级别的官员卒后不享有声钟待遇。
如嘉定十七年宁宗皇帝驾崩，城内外诸寺院共声钟二十五万杵，而权臣贾似道母丧声钟仅五百杵，由有无声钟和声钟杵数可见卒者的身份尊贵与否，进一步可见声钟制度化后皇家的政治威仪。
其三，佛寺声钟的给赐需要朝廷的令许。卒者家属不得擅自受请佛寺声钟，必须相关部门“具状闻奏”，朝廷下令允许方可呈请施行。明清时期践行了国丧的流程，严格了佛寺声钟丧仪的对象、具体杵数，因此明清时期只有皇帝和皇后受佛寺声钟，这更体现出皇家的绝对权威和声钟丧俗的威仪。
佛寺声钟的演变：从平民化到制度化
佛寺击钟用于宋代士民的日常生老病死中，宋真宗景德年间定制佛寺声钟丧仪，南宋时期进一步演化成一种国丧礼法制度，终结于雍正去世京师寺观声钟三万杵。从平民化到制度化是一个漫长又复杂的过程，其中有士民阶层和国家官员层面的推波助澜。
1.宋代佛教声钟丧俗是一种常态行为
宋代平江地区佛寺击钟习俗较为盛行，庄绰在《鸡肋编》中称“时慧日、东灵二寺，已为亡人撞无常钟”。
声钟对象仅是亡人，并非后来的王公贵族和高品大官，也未曾征求诏令允许，且除了丧俗声钟，亦还有出声敲响的长生钟，更是印证了平江府声钟的普遍行为。
从现存的文献来看，“浮屠法”火葬和参举佛事也多用于民间的丧俗活动中，“浮屠法击钟”在丧俗文化中逐渐常态化，凡有逝世之人，可请佛寺撞击无常钟，这也从一定程度可以说明此时佛寺声钟并没有被圈划入皇家的仪礼队伍，还存在一定的自由和随意性。
2.政策转变和士民无限制击钟
北宋政权巩固之后开始从礼俗方面进行相关统一和严格规定，从太祖开宝三年十月诏令“禁丧葬之家不得用道、释威仪”，到太宗七年正月“重定士庶丧葬制度”，表明了宋初丧俗仪式里逐渐在混合了佛道丧葬元素。
击钟在丧俗活动中逐渐常态化和普遍化的前提下，佛寺受理申请后，撞钟不论人士，不论昼夜，声钟若干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士民的日常生活和官府的工作。
同时北宋时期社会相对稳定，人口大量膨胀，在京的老弱退休官员不在少数，老龄化程度大，击钟的比重大，士民阶层纷纷效仿，又加之佛寺无限制，最后彻夜钟鸣，困扰巨大。因此，真宗景德时期不堪重负的官员奏请对佛寺击钟给予限制。
3.威仪思想和自我意识的觉醒
国家层面宋代政治威仪思想膨胀，等级观念进一步强化，皇室和官员丧仪与受封成亲等重要仪式被纳入国家礼法制度之中，在实际操作中严格执行。
官员层面自我意识觉醒，随着宋代科举制度的日趋完善，使得科举成为选官任职的主要途径，“布衣草泽，皆得充举”直观展示了无论是官职的数量还是类型都呈递增趋势的现象。
宋代的冗官问题著名。王权为了制约众多官员们的权力，官监官，官管官，官员之间的等级制度也越发明显，而从生前的官职和身后的丧葬待遇都是极好反映帝王重视程度的考据。
随着佛寺声钟制度化和象征性，佛寺声钟丧仪实施逐渐从京师士民变为部分五品以上的官员，进而衍化成国丧独有的特殊礼法制度，反映出北宋时期平民化的佛寺声钟丧俗转变为一种象征皇家威仪的制度化的特殊哀典。
佛寺声钟丧俗凸显了宋代社会的发展
1. 儒、释文化在冲突中不断调和
一方面正因为宋代士民在流离磨难中走来，原有的国家观念和精神信仰已被摧毁，《荀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
生离死别永远是挣脱不了的枷锁，在活着已经很难的情况下，惟愿死后能洗去罪孽得到解脱，在士民们这般的心理诉求下，佛教的声钟丧俗得到大量认同和普遍行用。
另一方面，宋代政府为了维护统治，初期政策上对“道、释威仪”禁用，但后期在逐渐转变中与佛教声钟丧俗融合。至赵宋政权渐趋稳固后，社会太平稳定发展井然，国家政治威仪思想开始膨胀，将“佛寺击钟”纳入礼法制度之中，正式掀开了佛寺声钟丧俗的制度化开端。
也正在是普遍行用和制度突变的冲突中，制度的禁行并不能有效地覆盖完辽远的国土，越远离京师的地区士民受到的制约和规范越有限，令行禁止无法彻底实现，唯有如《周易》核心“保合太和”一般在冲突中力求和谐发展。
2. 佛教不可忽视的现实价值
宋代重文轻武，儒学继续得到重视飞速发展，如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对社会影响巨大。清代学者纳兰性德也曾说：“宋之群儒,经义最富。”
虽然统治者对丧葬引用佛教仪礼持反对态度，但我们依然可以窥见民间对佛寺声钟丧俗的承用和信赖，甚至皇室成员崩逝，佛钟长鸣。此外，佛寺声钟具有拔苦、正心的文化功效，相比长期占据正统的儒家思想，其在对待亡人的温和自然上远胜灭人欲的淡漠。
另外，佛教提出的“浮屠法”火葬虽然与传统儒教提倡的“土葬”相悖，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孝观念相违，但因火葬卫生、可以节省土地的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宋朝地狭人多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