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以文乱史的文本”，“兴妖造神的艺术”，礼赞残暴的英雄，“尊刘贬曹”又有着推崇正统的封建观念。
《三国演义》的故事是在长期的民间流传而后经文人搜集整理的，尽管或多或少染上了正统文化的气息，但作为民间俗文化的审美形态，它们主要反映“贱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传达“贱民们”的思想感情。所以，我们既要用今天的价值观念去批判其典籍文化影响所导致的封建糟粕，又要以古人的眼光和心理去感知和体验他们的理想和愿望的合理性。囫囵吞枣或者因噎废食都是不明智的。
，《三国演义》不是浸透着儒家礼乐伦理思想的典籍文化教科书，也不是符号化了的人民群众浮巧淫祀的民间文化的认识指南，而是审美地反映当时人民大众的生活状貌和生存境遇，表现他们文化心理和审美理想的世俗文学经典。既然两部经典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富有诗情的画面去折射时代的光芒，我们就应该用美学的、文艺的眼光去看待它们，并作出“诗意的裁判”。《三国演义》主要是以其典范性的叙事谋略、恢弘的动态悲剧结构以及众多的民间文化心理“化石”而成为文学经典的。我们应遵照艺术真实性的原则而认可其“以文乱史”的创作策略，应尊重艺术情感性的原则而允许其“兴妖造神”的文学想象，应宽宥封建文人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谅解作品中的英雄的“匪气”、“游民气”，更何况，在这种“匪气”、“游民气”的艺术氛围里寄寓着作者的合乎历史必然性的审美理想。试想：如果邮督不是被张飞鞭打、华雄不是被关羽斩杀，如果诸葛亮出场缺少三顾茅庐的层层铺垫，如果梁山好汉只是性格模糊的三十六人的“流寇”，如果作者恪守正统的“造反无理”的信条，《三国演义》还能算是文学经典吗？！这样一来，我们的见识同章学诚病垢《三国演义》：“七实三虚惑乱观者”。我们既已认可鲁迅的《故事新编》、郭沫若的《屈原》、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对于《三国演义》两部文学经典的历史“失真”与观念陈腐，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写好战争，写好战争中的人是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最终目标。主创人员的一切努力，所有电视化技巧的运用都是围绕这两个目标进行的。《三国演义》正是在这两点上取得了成功。
写人物
一部历史剧，不管它对事件，场景和历史过程所做的史诗性描述多么宏伟壮观，也无论其戏剧冲突多么强烈，但它关注的焦点和中心归根到底是人，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背景只是确定人物行动的依据。《三国演义》剧组主创人员对历史环境和时代氛围有透彻了解，掌握了人物性格的内在依据，所以对主要人物的塑造都比较成功。
先看《三国演义》对曹操形象的处理。 谁都知道，曹操是“奸雄”，小说也是把他作为“奸雄”的典型加以塑造的。剧作既保留了曹操作为“奸”的一面，又展示他作为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亦即“雄”的一面，性格特征显得真实而丰满。 曹操“奸”，“雄”两方面的品质辩证地统一在他的身上，他的“奸”不是那种卑贱猥琐，鼠目寸光的小人之诈，他的“雄”也不是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的君子之雄。 他是一个有雄（野）心，为达目的不惜一切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的典型。
《三国演义》特别重视从现实社会环境的角度为曹操这一人物定位。联系环境刻画人， “ 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 的原则并没有过时，《三国演义》曹操形象的成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剧作把曹操的凶残放在群雄争霸，封建割据的历史背景中，把他的政治抱负放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加以刻画，认为他的狡诈凶残是与治国安邦的雄心联系在一起的。 剧作这样处理不仅没有扭曲人物，反而使其作为封建君主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 在对曹操凶残和雄才大略的辩证展示中。曹操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凸现出来。
《三国演义》还善于从多方对比中刻划曹操这一形象。 “ 官渡之战 ” 中将他与袁绍辈相比，以显示他从谏如流，善于用人的一面。但更多的情况下，曹操在剧中是作为刘备这个具有理想人格的形象的对立面出现的，剧作客观表现了他的种种恶行恶德： 比如他杀吕伯奢全家之后表露的 “ 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 ” 的极端自私的为我哲学，又如他杀杨修，害祢衡的系列暴行体现出的狡诈凶残的品质等等。 正因为电视剧像原著一样，在塑造人物时不虚美，不隐恶，所以它塑造出来的人物才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真的人物。
诸葛亮也是《三国演义》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 在塑造诸葛亮的性格特征时，电视剧坚持从原著的基本思想倾向出发为剧中人物定位。 以名著为蓝本改编的电视剧，其人物形象的基本倾向已经在广大观众中得以确认，因而经过电视剧 “ 二度创作 ” 的形象不能距原著太远，以免观众拒绝认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电视剧是拍给当代观众看的，因此时代感和大众性是很重要的。 另外编导在塑造人物时，必然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爱憎投射到形象中去，其中导演的情志和审美趣味尤其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电视剧既坚持了原著中对诸葛亮这一形象的基本评价，又考虑到观众接受的程度，同时兼顾了导演个人的审美品味，剧中的诸葛亮形象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 “ 这一个 ” 。 无论在民间传说还是在小说中，诸葛亮一直是智慧的化身和“贤相忠臣”的代名词，导演考虑到小说的描写和大众对人物的传统看法，确定剧中的诸葛亮应该是 “ 蜀汉杰出的军事统帅和谋略家”， “ 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丰功伟绩 ” ，这样的形象定位是十分准确的。 电视剧以诸葛亮的 “ 隆中对 ” 作为结构全剧的总纲，全面展示其超群的智慧。 除此之外，剧作还着重从 “ 高瞻远瞩，雄才大略，富于进取，重信守义 ” 等几个方面对诸葛亮进行多侧面刻画，在观众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说原著中诸葛亮的性格尚显单一的话，那么在电视剧中其性格则趋于丰富和立体化。
在电视剧《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除了是智慧的化身和忠贞的代名词，他还是一个悲剧英雄。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悲剧冲突实质总是社会冲突，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满足之间的冲突。 但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却有人与外在环境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人物内在性格的冲突等等。“斗争越是艰苦，他的道德追求和崇高也就越是表现得透彻，强烈。”诸葛亮身上那种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使他的悲剧充满了崇高感。 具有“心灵的伟大”的诸葛亮之死是悲剧的关键之所在。 当诸葛亮弥留之际，画面上闪过金戈铁马的战斗场景，克复中原的大旗和隐喻蜀后主不理朝政的空旷的大殿。 悲剧英雄在被病魔折磨，心力交瘁的情况下，仍然保持自己克复中原，兴复汉室的人生理想，向我们展示了人的价值。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三国演义》在人物心灵，命运上的开掘是很深的。
剧中的刘备是“明君”代表，他的言行与曹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性格中的主导特征是“仁义”，剧作通过许多生动的情节展现了刘备的“仁义”。他作安喜县尉时，与民秋毫无犯。屯兵新野，老百姓称赞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当阳战败撤退时，情势万分危急，但决不弃民先行。到了西川，他的军队秋毫无犯，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 原著中关于刘备“仁义”的描写还显得抽象，电视剧则通过生动的画面，比如当阳战败以后， 刘备率君民败退， 电视剧利用自身优势，极力表现兵荒马乱的景象，危难之中，刘备不听劝阻，绝不弃民先行，剧中饰演刘备的演员表现刘备不忍心独自逃命时，演得情真意切，在观众面前展现出一个具体可感的好皇帝形象。
除了曹操，诸葛亮，刘备等人物塑造非常成功以外， 《三国演义》对张飞，关羽，吕布，鲁肃等人物的刻划也有一定的特点，此处就不一一赘述了。
写战争
小说写了许多次的战争，大大小小共有40多场。电视剧几乎一场不落地把小说中的战争场面移植到剧作中来。而且对于每次战争场面，电视剧拍得都不雷同，显然编导充分注意到了不同战争的特色，有意识地把每一次战争都拍得波澜起伏，曲折复杂，变化多端。要而言之，《三国演义》拍战争，我觉得有以下几个特点：
⑴不局限于具体战斗场面，以斗智为主，定位为谋略剧。 比如《赤壁之战》，真正的战斗场面很少，观众印象最深的只有那场大火。 但是对于整个战略决策过程却不厌其烦，拍得跌宕起伏，色彩斑斓。 曹操兵临城下，诸葛亮临危受命，奔走江东结盟孙权，孙权集团内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诸葛亮不辱使命，智激周瑜，孙权，促成孙刘联盟最终形成，电视剧用了很多篇幅铺陈这些内容，意在将斗智与斗勇结合起来，充分展示谋略家诸葛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风采。
⑵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展示人物的心理，利用战争气氛来烘托渲染人物性格。官渡之战是为了突出曹操的雄才大略，能不拘一格用人才的胸怀，反衬出袁绍 “ 能聚人而不能用 ” 的特点。
⑶全景式地展现战争。 《三国演义》是迄今为止描写战争次数最多，规模最大，场面最壮观，形式最完备的电视连续剧，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战争剧中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它写战役，也写战斗； 写陆战，水战， 也写车战，马战； 写战争，更写政治与外交……怎样通过电视剧写战争，《三国演义》提供了完备的参考。
⑷实施战斗的人的举止基本真实，打斗场面很少用升格，降格等特技，武器，战舰，城墙等等相对真实，从而营造出环境，空间的真实性，使观众有切身的历史环境感。 人物是战争的主体，战争则是人物性格最好的展示场所，《三国演义》十分精确的把握住二者的关系，在人物塑造和战争刻画上都有新的收获。
任何艺术都不是完美的，电视剧《三国演义》也存在一些失误与不足。由于受原著的约束，在风格上过分强调“写实”，使得剧作对原著空灵，浪漫的传奇风格表现不是最充分，比如三英战吕布，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等，就好像不如原著传神。 当然这对导演和演员也是勉为其难的，毕竟现代人不善马术，生活状态和那时早已大相径庭了。没有克服原著人物性格缺少发展的艺术缺陷，对人物主导性格特征的形成原因和过程揭示不够，关羽之“义”，刘备之“德”，孔明之“智”仍像是与生俱来的品质。 忠实有余，创新不足。 当然这对导演来说也是一个两难的出境，毕竟三国人物形象深入人心，过度的想象力和导演的主观色彩可能会引起观众的不理解。
然而，瑕不掩瑜， 电视剧《三国演义》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是巨大的。它为名著改编和历史剧的摄制积累了难能可贵的经验。 作为中国当代电视剧史上的 “ 这一部 ” ， 它是不可替代的。 在精品不多的电视剧这一新型艺术样式中， 它是为数不多的一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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