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从其“好利恶害”的
人性论出发，认为：“人君(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这就是说，人生而有喜好，有憎恶，所以才能够对其进行统治。
一国之君主不能不仔细考察人们的喜好和憎恶，因为它是实行赏罚的出发点和基础。喜好爵禄、憎恶刑罚，这是人之常情，国君用赏赐爵禄、适用刑罚来控制人们行为的意志，就可以树立自己所要求的
价值取向。
基于这样的认识，商鞅主张治国必须赏刑并用，缺一不可。他说：“赏者，文也；刑也，武也。文武者，治之约也。”
一、重刑轻赏，以赏助禁
刑和赏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统治人民不可缺少的两种重要手段。用刑罚禁止人们做坏事，用赏赐鼓励人民做好事，才能实现社会安定、统治稳固的效果。商鞅从其“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出发，认为：“人君(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
二、重刑轻德，以刑至德
重德轻刑还是重刑轻德，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
儒家强调德主刑辅，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轻视刑罚制裁的作用。法家则主张以法治国，注重刑罚的威慑作用，轻视甚至完全否定道德教化的效用。作为法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商鞅，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他十分推崇刑罚的作用，坚决反对以德化民。
三、重刑惩奸，以刑去刑
在重刑轻赏、重刑轻德思想的指导下，商鞅认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①故其主张制定严刑峻罚，惩治违法犯罪，并期望通过重刑消灭犯罪，达到无刑的境界。这是商鞅重刑思想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