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县博物馆内现有“崇明岛史与古船”、“崇明民俗”两个基本陈列，主题鲜明，脉络清晰，内容翔实，展品丰富。 陈列布置在学宫大成殿及东西两庑内，由序厅和六个单元的内容组成。陈列运用了文物、模型、雕塑、沙盘、布景箱、图片和先进的视听手段、通俗简明的文字说明，真实地反映了崇明岛的形成及其政治、经济、交通、水利、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和建设成就。其中，展出的两艘唐、宋古船，是目前上海地区独一无二的珍贵文物，堪称镇馆之宝；我国四大船系之一的崇明沙船，更以其独特的功能蜚声海内外。
“崇明民俗”陈列布置在尊经阁和崇圣祠内，主要通过集镇、民间家庭居室、农耕、纺织等生动逼真的场景，再现了崇明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淳朴生活，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真切感受。其中，既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崇明老街商业景致的生动展示，又有崇明典型的传统民宅“四厅头宅沟”及其室内家居布置的逼真再现。耕织部分则重点向人们展出了30余件功能各异的常用生产工具。
此外，崇明县博物馆内还有“黄丕谟艺术馆”等固定展览，展出了著名版画家黄丕谟先生（崇明籍）创作的60幅精美的版画作品。 “崇明岛史与古船”陈列主要布置在崇明学宫大成殿及东西两庑内，由序厅（前言）和六个单元的内容组成。第一单元即为千年崇明的坎坷形成。
崇明岛是新长江三角洲发育过程中的产物，它的原处是长江口外浅海。长江由西向东奔泻而下，流入河口地区时，由于比降减小、流速变缓等原因，所挟大量泥沙在江海交接处逐渐沉积。经年累月的结果是，江海泥沙一面在长江口南北岸汇成滨海平原，一面又在江中形成星罗棋布的河口沙洲，崇明岛正是在此涨彼坍中成为一个典型的河口沙岛。它从露出水面到最后形成祖国的第三大岛，经历了千余年的涨坍变化。
唐初武德年间，也就是公元618—626年，在东布洲（今吕四一带）南面水域，长江口开始涨涌出两个沙洲，两洲隔水50余里，东临大海，西涉江至太仓，南涉江至吴淞港，东南到佘山，西南涉江到嘉定县，西北涉江为狼山。时名东沙、西沙，这就是崇明岛的前身。
1025年，东沙西北续涨姚刘沙（因姚、刘两姓先居而得名），并与东沙接壤。1101年，姚刘沙西北隔水50里处涨出三沙。元末明初，东沙坍没，西沙坍存无几，三沙北涨，姚刘沙南坍北涨，渐与三沙连壤。其后一直到清初，长江口出没水面的大小沙洲曾有六十处。明末清初，也就是1644年左右，分散的沙洲在涨坍过程中又缓慢地涨接成片，连成东起高头沙、西至平洋沙，最长200里、最宽40里的一个大岛。如今，崇明已是一个拥有1200平方公里面积、近60万人口的泱泱大岛，雄踞于万里长江的入海口，东濒大海，南与上海嘉定、宝山隔江相望，北于江苏海门、启东一衣带水，犹如蕴含于长江巨龙口中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生机焕发。
清代光绪《崇明县志》中，记载了崇明东、两二沙出露长江口以及在西沙设置崇明镇的有关地理、历史的情况：“唐武德间，吴郡城东三百余里海中，忽涌二洲，谓之东西二沙，渐积高广，渔樵者依之，遂成田庐。神龙初，置崇明镇于两沙。崇明之名始此。”
清代光绪《崇明县志》中，还介绍了姚刘沙与三沙岛等几个主要沙洲的涨、坍情况和名称的由来：“宋大圣三年，续涨一沙于西北，东西二沙相距五十余里。姚刘二姓先居之，因名姚刘沙。建中、靖国初，东西二沙坍没，又涨一沙于东北，以三次叠涨，因名三沙。或有句容朱、陈、张三姓居之，因名三沙。”
相传，崇明“三沙”是由江苏句容的朱、陈、张三姓最早迁居过来而得名的，句容至今还保留着一些与崇明有关的遗迹，如“崇明寺”、“崇明塔”等。另据清代光绪《句容县志》记载，清代句容县城曾一度以东西大街为界，街南为华阳镇，街北为崇明镇。而流传在崇明民间的《蔡氏家谱》，也相当详细地记录了蔡氏家族在南宋时期迁到崇明的这段历史。
崇明岛在历史上因沙洲涨坍频繁，州署、县治及行政区划屡经变更。据县志记载，崇明约在五代初设镇，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在三沙设天赐盐场，隶通州。元至元十四年（1277）升场为州，并筑州城于姚刘沙，隶扬州路。明洪武二年（1369）降州为县，此后建置基本未变，先隶扬州，后改隶苏州府，兼隶太仓州。民国期间，先后隶属江苏南通、松江（沦陷期间曾隶上海特别市）。解放后，先隶江苏南通专区，1958年12月1日改隶上海市。 崇明岛四面环水，与岛外往返历来都要依靠舟船，因此古代崇明的造船业和水上交通十分发达，元代的时候，崇明就已同北方有海运贸易。而适宜在浅滩暗沙中航行的崇明沙船，源自崇明而名闻全国，是我国木帆船四大船系之一。
据清乾隆《崇明县志》记载：“沙船出自崇明沙而得名。”崇明沙船有较为悠久的历史，早在元至元十三年（1276），崇明人朱清与嘉定人张瑄开辟崇明至直沽（今天津）海运航线时，就已用沙船载货。沙船船身扁浅、宽大、底平，首尾俱方，全船重心低，船面建筑少，受风面积小，航行平稳，恃沙不畏浅滩。船用多桅多帆，风帆高大，利于提高航速，可补因方首航行阻力较大之不足。两舷置有披水扳（俗称挠头），可克服因底平吃水浅而致逆风航行时横漂之弊。沙船适应性强，用途广，可作渔捞船，也可用于货运，长期以来一直是崇明岛上重要的水上货运工具，并且也是江、浙、鲁沿海一带常用的一种帆船。据统计，清乾隆年间，上海地区拥有沙船3500—3600艘，1826年更增至5000艘，占全国总数量的一半。当时，崇明的沙船制造和航运在国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地区沙船业中有三分之一为崇明籍人士所经营。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垄断漕运，承揽商货以后，崇明沙船业终因货运量不足，缺乏竞争力而开始衰落。
明清时期，崇明岛与南北两岸之间的通航主要依靠渡口。崇明岛的津渡始于十五世纪初或更早些时候，当时已经有船与太仓、浏河等地对渡。据民国《崇明县志》记载：“官渡始于明万历三十一年，知县张世臣设船二艘，自施翘河至太仓南关，名曰长渡，一自南洪至刘家河，名曰短渡。”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崇沪之间开始辟有客运航线，同时在南门港建起了崇明岛上最早的港口轮埠。民国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崇明先后设有渡口29处，其中，南岸沿江设有12处，现已全部废弃，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港口码头；北岸沿江设有渡口17处，现尚存5处。如今，崇明岛上已拥有五大客运码头和十大货运港口的密集型水上交通网络，昔日的小舢板逐渐过渡到机帆船、双体客轮乃至汽垫船、快速船。 “海运三杰”享誉海内外
古往今来，崇明发达的航海业曾为我国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名垂青史的杰出人才，其中尤以元代朱清、明代沈廷扬、现代陈干青三人对我国航海事业所作的贡献最为显著，他们因此被后人称誉为“崇明海运三杰”。
朱清（1236—1303）因贩卖私盐经常出入海上，加之时有打劫富家和船只的举动，因而对南北海道的情况非常熟悉。他最多时曾纠集海盗近千人，船只五百艘，不断对沿海一带的富户进行骚扰，南至通海，北至胶莱（胶东半岛和莱州湾），都是他活动的范围。他往来飘忽，朝廷十分无奈。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大将蒙兀领兵南征镇江，在焦山下大败宋军。不久，元丞相伯颜分兵三路进攻临安（今杭州），命招讨使王世强招谕海盗，朱清因此率众归降元朝，并被任命为代理管军千户（武职）。第二年，朱清奉伯颜之命驾船将南宋库藏图书典籍从杭州取海道运往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试航成功后，朱清又向朝廷建议从海道运粮到北方，获准后终于开辟了由南方太仓刘家港出发，经东海、黄海直抵北方直沽的南北海上漕运航道，并使之成为元代南粮北运的重要通道，为我国古代海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朱清又疏浚娄江直达东海的航道，开辟了中国同日本、高丽和琉球等国的海上贸易之路。朱清创办海运后，富贵显赫，全家移居太仓，开刘家港海道，通往直沽，太仓刘家港一时商船云集，穷乡顿成巨市，琉球、日本、高丽等国商船均进港贸易，刘家港因此享有“六国码头”之称。朱清本人也权倾一时，广拥财富，可称江南之冠。由于朱清为元朝统一全国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以及创办和掌管海运有功，元大德四年（1300年），他被擢升为江南行省左丞，执掌元朝的漕运大权。1303年，朱清遭诬自杀。
沈廷扬（1594—1647），为人慷慨有节气，崇尚侠义。明朝末年，各地战乱蜂起，江淮水运经常受阻，沈廷扬上疏朝廷，建议恢复当年朱清所开创的海上漕运，从太仓浏河出海直抵天津，这样较运河转漕便捷，且省费用；并进呈《海运书》五卷和《海运图》，自备船只，亲试海运，获得成功。从此，“南粮北运”便开始沿这一海道航行。1642年，清太宗皇太极率军南侵，驻守松山（辽宁锦县）的明军被困告急。明朝急派兵部郎中沈廷扬筹划粮草，增援前线。沈廷扬亲率粮船，从太仓浏河出发，日夜兼程，不出半月顺利完成任务。1643年，漕运总督史可法保荐沈廷扬为光禄寺少卿，崇祯帝对沈也十分器重，曾说：“居官尽如沈廷扬，天下何难治！”1644年，明朝覆亡。沈廷扬应南明政权诏令，毁家聚船，转战长江下游，阻止清军南进。1647年，沈廷扬会同张名振、张煌言等抗清名将，自舟山基地出发，率领舟师沿长江西上，夺取江南失地。在鹿苑、福山等地，与清兵大战四昼夜，给清军沉重打击。4月14日夜，狂风大作，沈廷扬战船颠覆，士兵伤亡惨重。残留战船漂泊搁浅在徐六泾，被清军包围。清兵叫喊：“剃发投降的免死！”有人劝沈廷扬混在降兵中逃走。沈义正辞严地回答：“我是明朝御史，不能没有骨气地死！”最后与部下700人被清军俘获，解往苏州。清朝巡抚土国宝，降丞洪承畴、周亮工等多次劝降，沈廷扬大义凛然，坚决不降：“为国而死，死而无憾！”至死不屈，从容就义。
陈干青（1891—1953），又名陈恒，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著名的海运人物。陈干青在长期的航海生涯中，练就了精湛的航行技术。1914年毕业于同立商船专门学校。当时，中国航海主权受英国控制，中国人只能在远洋轮上当水手等苦力，船长、大副、二副、轮机长等要职都由外国人担任。陈干青对这种现状极为不满，他下定决心要为中国人在航海业中争得地位，于是刻苦学习，通过实践不断熟悉航道，终于在航海界初露头角。1921年他以高超的航行技术和业务知识，冲破把持中国海运大权的洋人的阻拦，担任“升利轮”船长，成为中国第一个外洋轮的中国籍船长，从而结束了我国长期由外国人把持和垄断外洋轮航行大权的局面。1924年，陈又升任肇兴轮船公司总船长，掌船30余艘，成为出任总船长的第一位中国人。陈干青深知中国人争得这种待遇来之不易，因此在职期间，特别注意人才培养，积极引荐中国船员。1926年，陈干青为维护中国海员的利益，争取航海自主权，筹建中国商船驾驶员联合会，并被推举为该会会长。1929年由中国总商会推荐，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专门讨论国际海事问题的第十三届国际劳工大会。他在大会上提出了“欲改善海员之待遇，会员国必须要互相尊重彼此领海、内河的航海主权”的提案，起到了揭露、抗议帝国主义侵犯我国领海权的作用，充分体现了陈干青一贯的爱国之心。抗战期间，上海沦陷，陈干青为保持民族气节，愤然辞去职务。汪伪交通部以优厚的报酬请他出任航政司长，他回答道：“人的一生寿命最多不过百年，与其富贵而遗臭万年，不如清贫而流芳百世。”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再度致力于航海事业。陈干青一生热心于发展家乡航运事业，曾亲自设计、监造了“天赐轮”等船，1946年，还创办了“惠崇”轮船公司。
海岛元素的民间住宅
崇明在历史上曾先后隶属于江北的通州、扬州，江南的苏州、太仓，最初的居民多来自淮浙和句容一带，风俗习惯受各地的影响较大，且兼容并蓄，因而杂有江南与江北的民风民俗。加上受到三面环江、一面临海的环境制约，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促成了岛上的民俗风情随着岁月的累积，逐渐形成了独特、鲜明的海岛特色。布置在崇明学宫尊经阁、崇圣祠内的“崇明民俗”陈列，以大量实物和真实场景，艺术地展示了旧时崇明岛上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画卷，从一个侧面再现了崇明岛的历史风情，其中，崇明的民间住宅最具特色。
历史上，崇明岛长期孤悬江海外之中，居民为防御盗贼，习惯同族聚居，自成一宅。旧时，贫困人家多以芦笆搭建的环洞舍栖身，家境稍好的住草房，再好些的住芦壁瓦辫和砖壁瓦辫的半瓦房（椽上铺芦笆，上铺瓦片），纯砖房不多。房屋结构有三路头（用三根横梁，以下类推）、五路头、七路头、九路头之分。住宅以南向居多，东向次之。房屋布局有一字形、转角式、三厢房、三进两场心等形式。一般是正埭五间，也有七间的，中间是堂屋，俗称“前头屋”，为同宅亲属所共有；正埭前面两旁相对而立的为厢房，接两厢房，建有与正埭平行的前埭，由此形成四厢房；前埭中间为厅，或称外门道，两旁是书房；如再向前发展，又建厢房及外厅，便成为“三进两场心”，有里外两道墙门；厕所一般建在住宅东北角或西南角。农家住宅多环宅开沟，栽以荆棘，称为“宅沟”，沟中养鱼，沟上架桥，沟沿旁植果树、榆树、柳树，宅后种竹，最外层围以株杨。一所普通的农家住宅经这样一处理，犹如置身于青山绿水的环抱之中，别有情趣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据史料记载，过去崇明地区的农村，“其业耕者，中田有庐，庐旁有沟环之，间植竹木，家自成村”。“崇明民俗”陈列中所展出的住宅模型，便是旧时崇明农村典型的四进三院式民居，也即俗称的“四厅头宅沟”。
过去崇明住宅的厅堂，一般布置有各种旧式家具，主要包括匾、联、翘头案、八仙桌、太师椅、茶几等。“崇明民俗”陈列中的“厅堂”场景，展出有一块名为“怡庆堂”的匾，由清末状元张謇为崇明著名的爱国人士蔡申甫先生所题。
陈列中还布置有寻常百姓家庭中的厨房、卧房、书房等，生活用具丰富多样，琳琅满目，既可让久居都市中的人们大饱眼福，增长见识，又能让那些在农村中长大的年长者勾起对往日生活点点滴滴的回忆，更可以让现在的青少年一代了解他们的父辈、祖辈过去的生活环境。其中，厨房内陈列着传统的二眼七星灶、灶壁画、烟囱，灶具包括锅、盖、汤罐、镌、勺、铲、井圈、提水桶等井具，以及小方桌、裙凳、榨凳、糕模、茶盖、桶、油灯等。卧房内装饰有棂格木门，陈列着崇明传统的拔步暖床，旧时新娘陪嫁的必备物品三腰花大橱，以及立柜、镜台、官箱、衣架、梳妆匣、钱箱、方凳、灯、手炉、脚炉、高脚脚盆、脸盆、木架、洗手桶、马桶、草纸桶、铜痰盂等。书房内陈列着画案、椅子、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线装书及匣、笔架、考箱、砚台木盘、水盂、笔搁、镇纸、博古架等。
镌刻水乡风韵的版画
“黄丕谟版画陈列室”布置在崇明学宫仪门内。1996年，黄丕谟先生从自己50多年来所创作的几百幅版画中，精选出60幅作品，捐赠给崇明县博物馆，并于当年9月16日在博物馆举办了“黄丕谟版画捐赠仪式暨25回展”开幕式，用实际行动表达了他情系桑梓，支持家乡文化建设事业的赤子之心。2002年，“黄丕谟版画陈列室”正式对外开放。
黄丕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版画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版画家，他是国内第一个举办水印木刻个人展、大陆第一个在台湾举办个人展，同时也是我国第一个在日本举办水印木刻个人展的画家。黄丕谟于1925年出生在崇明，曾任中国版画家协会常务理事、江苏省版画家协会副会长、南京市文联副主席、南京市美术家协会主席。20世纪40至50年代，主要从事黑白木刻和油印套色木刻创作，60年代起专攻水印木刻。
作为一位优秀的、多产的版画家，黄丕谟先生的艺术之花深深地扎根于生活土壤中。大海、渔村、水乡，是他最初的生活摇篮，他的作品大都表现这类题材。20世纪60年代，他跑遍了大江南北，黄海之滨；70、80年代，他经常到工厂、农村深入生活，先后去福建、浙江、广西、四川等地参观访问、写生作画，拓宽眼界，激发灵感，创作出一幅幅具有强烈时代感和浓郁生活气息的佳作。例如，创作于60年代的《黄海渔归》、70年代的《源远流长》、80年代的《春风春水江南》等作品，无不代表着他的水印木刻的创新和发展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达到融合新机、别开生面的地步。
黄丕谟的版画具有很强的抒情性。不论是陡峭挺拔的崇山峻岭，还是气势恢宏的万里海疆；不论是秀丽的江南水乡，还是沸腾的建设工地，无不倾注了画家的深情厚爱与拳拳之心。黄丕谟先生从艺几十年来，始终以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大抒人民、祖国、时代之情。他的作品感情丰富，突破时空制约，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欣赏画家笔下一幅幅典雅秀丽的江南图画，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些版画作品不仅仅是在讴歌自然界的山川万物、人民的生息和祖国建设，也是黄丕谟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毕生追求真善美的真实写照。
黄丕谟先生善于以国画之神，入版画之体，在严谨把握版画结构的同时，大胆设色，舍弃线条，注重色块组合和色相之间的衔接，创造性地发挥了版画中的色彩语言，因而作品浓妆淡抹，艳丽清新，让人读后心旷神怡。同时，画家还巧妙地借鉴以表现光、色、质见长的西画技法，充分汲取其丰厚的养分，经过不断探索尝试，充分运用干湿、浓淡、虚实等对比手法，使作品既有清新滋润、水墨淋漓的大写意气度，又有明快、刚劲、苍厚的版画刀力之美；既能刻划人物的特写镜头，又能驾驭生活场景复杂的构图，以崭新的版画艺术语言，表现生活、创造意境。因此，他的作品气势大、容量宽、章法新、重结构、精刻印、有韵味，耐人品读。
黄丕谟最具有代表性的力作——《春风春水江南》与《太湖水滟渔村处》，均以江南水乡的现实生活场景为母体，画面充满了丰富的生活容量，但又不拘泥于某一场景的照抄照搬。画家利用时空转换的手法，使自己对江南渔村生活的整体印象艺术地再现出来。作品构图的开合处理新颖独特，白墙黑瓦相衬，浓淡虚实相生，宁静而富有节奏，变化统一，生机盎然，以极具生活气息张力来扣动读者的心弦，使人心扉洞开，轻松愉悦。此外，他对点、景、人、物的刻画也十分讲究。在《太湖水滟渔村处》这幅作品中，画面上姿态各异的人物就有一百多个，刻画精微，耐人寻味，并且通过大场面、全景式的构图，稳重的色调，现代化的景物特征，使作品充溢着鲜明的时代感，显示出他驾驭大场面的高超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