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 蛙 体现了哪些人文价值

如题所述

 《蛙》的重要价值就在于,莫言一方面承认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合理性,承认个体在这一进程中的无能为力与无辜性,另一方面,莫言又感到个体不能以历史进程的合理性来开脱个人行为的罪恶感,忏悔与赎罪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是为什么莫言要以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写信的方式进行叙事的缘故。杉谷义人正是侵华日军司令杉谷的后人,这位日本先生同样有着需要替历史忏悔和担当的意识。这也就是童庆炳先生所提倡的“历史——人文”双重价值取向的写作范式。童庆炳先生认为:“我们提出的这一范式的特点在于困境的‘还原’,既不放弃历史理性,又呼唤人文精神,以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双重光束烛照现实,批判现实,使现实在这双重光束中还原为本真的状态。”(童庆炳:《童庆炳文学五说》,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童庆炳先生所说的这一范式,实质上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工具合理性与价值非理性的悖论是基本相同的意思。在这一悖论中,作家的立场是站在两者之间,结结实实地表达出这一张力。
  很显然,莫言的《蛙》具备了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叙述张力,这种张力的获得,使得《蛙》具有了复杂浑厚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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