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莫言来说，谦卑不仅仅是一种美德或姿态。我发现，自觉的谦卑使他获得了一种观察现实和世界的方式。而且，他把这种谦卑意识渗透进了他的所有写作之中。无论是在他的小说作品还是散文作品中，那种文绉绉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式的精英意识是不存在的。自觉的谦卑使他不再需要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而是把写作的根须直接扎入肥沃的民间土壤。在阅读他的作品的过程中，一种类近民间说唱文学的鲜亮节奏和音响效果会强烈地冲击读者的内在听觉，使你生出仿佛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倾听的惊奇感受。可以说，他的写作是一种纯粹平民化的写作；他那色彩浓烈的语言文字洋溢着源自民间语言的夸张、幽默和勃勃生机，无处不体现出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视角和观点。
在每次和莫言见面的愉快过程中，莫言都会用他那独具幽默的语言讲几个来自北方乡村的传说故事。那是他旺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我记得，1999年底在上海的一家餐馆，莫言讲了一个猫精和穷光棍汉张三的诙谐故事。这个故事在莫言的家乡山东广泛流传着，他的小说《猫事荟萃》也曾写过这个故事。莫言把这个故事所包含的狂欢与谐谑讲得绘声绘色，使我们当时在座的几个朋友无不叹服他对民间资源的熟悉。其实，这正是把自觉的谦卑作为观察世界的方式的莫言的独到之处。
在20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檀香刑》里，莫言有意识地把他的写作大踏步地撤向了民间，特别是融入了民间说唱艺术的精髓，把小说演变成一部诉诸声音、可以用耳朵阅读的神品妙构。在我看来，这是莫言对近代以来大面积影响中国文学的西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写作的有力抵制。虽然在这部十足本土化的小说里不乏魔幻现实主义的描写，但这就是我们真实的民间，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现实。《檀香刑》之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莫言一鼓作气创作了三部重量级长篇小说《四十一炮》、《生死疲劳》和《蛙》。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在发布莫言获奖消息时，提到的莫言五部长篇小说中有三部是他在这十年中出版的：《檀香刑》、《生死疲劳》和《蛙》。其中，《生死疲劳》堪称是莫言在艺术上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巨制，关于生命的六道轮回想象支撑起这座气势宏大的文学建筑；这部小说充分杂糅了民间想象与传统说书的精气，用气势如虹的文笔写出了半个世纪中国历史的残酷与荒诞，再现了农民的苦难和乡村社会的变迁。而《蛙》则在把人物放在内地计划生育大历史背景中的同时，将笔触深入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灵魂世界，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莫言对自己做了一次灵魂剖析。在反省历史和现实时，莫言的态度就是他人有罪、自己也有罪，作家应该勇于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
不过，在我的认识中，谦卑的莫言实际上是非常自信的，内心坚定的，外界的纷扰和强力一般都难以动摇他的内心独立。在文学上，植根于丰厚的民间使得他面对任何一位文学大师也不会产生自愧弗如的感觉。 2000年，他在美国加州大学演讲时，曾经信心十足地说：“福克纳大叔，我来了！”而不是诸如“福克纳大师，向你致敬”之类的话语。我们完全可以听出莫言话语中所带出的自豪感。但他绝没有任何对前辈大师轻视或不恭敬的意思。在他那“福克纳老头”、“福克纳大叔”式的亲切称呼中，包含的是他对前辈大师写作秘密的发现的惊喜和兴奋，是他对自己写作的坦诚的自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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