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的风采，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张扬。回想100多年前，她们却是连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女性地位的取得，最初体现于教育地位的确认。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从来推崇“女子无才便是德”，那么从何时起，女子才可以进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呢？在春暖花开的“三八妇女节”前后，长江日报记者走进武汉市第十九中学，拭去岁月的尘土，追寻武汉早期女子学校的踪迹。武汉女子教育始创于19世纪70年代，在此之前受封建体制的禁锢和约束，广大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目不识丁者十占八九。汉口开埠后，西学东渐，外国教会开始在武汉兴办女子学校，武汉的近代教育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教会及所属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成为武汉近代最早的女子学校的发端。据初步统计，到解放前为止，武汉共开设有布伦女校、训女中学、懿训女中、圣罗以女子中学和圣若瑟女子中学等十多所各类女子学校。这些学校的创办客观上促使了武汉妇女有机会较早地接受近代科学文化知识。
女校培养了具有近现代民主和自由思想的新知识女性，冲击和瓦解了封建体制对女性的桎梏，成为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为了更真实地触摸武汉女中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脉络，记者们踏上了寻访之路。建筑精美、气势恢宏的圣若瑟女子中学在汉口自治街，还没到校门口，就已远远望见一座红白相间的醒目校舍。她就是圣若瑟女子中学，现在是武汉市第十九中学。学校大楼为文艺复兴式建筑，气势恢宏。进门的上方装饰有带宗教色彩的彩绘玻璃，表明其和教会有着一定的联系。拾级而上，两边墙上悬挂着以办学宗旨和育人教育为内容的巨大展牌，学校的走廊上贴有不同历史时期的图片，联接起来就是一幅百年名校历史沿革的风情画卷。在这所原为教会学校的女中，现在每一教室的讲台上方都挂有一面“五星红旗”，熏陶着学生的爱国情操，这和昔日的教会学校单纯培养“有用的女基督徒”有着本质的区别。圣若瑟女校创始于1911年，在汉口天主教堂斜对面，意大利嘉诺撒仁爱会修女院（即原汉口英租界特三区，现在的鄱阳街21号）仁慈堂内，由罗马梵蒂冈公教武汉教区天主教嘉诺撒修道院院长柏博爱修女（意大利人）创办了“圣若瑟学校”。创办初期，她实际上只是一所女子小学，分设初小、高小两部。后来开设中学部。
1918年，更名汉口圣约瑟高等女校，分设初小、高小两部。同年，院长柏1928年，增设高中部，使学校成为高中、初中、高小、初小及幼稚园五部俱全的一条龙完全女子学校。1935年，经汉口市长吴国桢签署训令，准予学校立案，学校全称为“私立汉口圣约瑟女子中学”。这幢教学大楼已有近百年历史了，被定为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为了保护好这栋大楼，武汉市十九中这几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其进行了整旧如旧的维修。原来的地下层，漏水特别厉害，长年积水，对大楼地基带来隐患，他们为此投入了七十多万元，把地下层改成学校的体育活动中心，这样既彻底解决了漏水的问题，又为师生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活动场所。
当中国封建社会即将走到尽头之时，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叩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方面是被迫的，而且是痛苦的。但开埠又是一种契机，这意味着中国封闭结构的终结，中西文化得以直接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教育从此开始影响武汉，1871年，美国圣公会在武昌首办文华书院，随后，各国传教士相继创办教会学校。
1923年，学校在今汉口自治街242号选定校址，由中国教友集资修建新校。迁入新址后，学校定名为圣若瑟女子中学。1925年学校设立幼稚园，1928年增设高中部，成为拥有高中、初中、初小及幼儿园五部俱全的完全女子中学。1953年，圣若瑟女子中学被政府接管。 1925年设立幼稚园，1928年增设高中部，学校成为高中、初中、高小、初小、幼稚园五部俱全的一条龙女子学校。柏博爱还计划把学校扩充为中国女子大学，作为本校毕业生的升学之地。
随着中学部的开设，前来求学的中国女青年越来越多，校方即计划发展学校的规模，柏博爱趁回国之机，游历欧洲、考察教育，并在意大利筹集资金，邀集意国修女担任教师。1923年在汉口府北一路长墩子（今汉口自治街242号）选定校址，聘请著名建筑师沙西设计，历时两年，耗资30多万银元，建成一座五层教学大楼，使用至今。1925年，学校迁入新址，定名为圣若瑟女子中学。 1932年校方商议设立董事会，开始呈报政府为学校立案。1935年教育部派员视察学校，认为“与部章无不相合”，遂准予立案。1935年7月13日汉口市市长吴国桢签署政府训令，准予学校立案，学校全称为“私立汉口圣若瑟女子中学”。1938年武汉沦陷，全校师生“痛民族之国耻，感匹夫之有责，竭尽全力以纾国难”。教职人员严守校舍，保全教具。然沦陷区青少年不甘接受日寇的奴化教育而相继失学，为此，经社会人士敦促，学校忍辱复校，虽经空袭战火，授课不辍。
抗战胜利后，武汉教育几濒于破产，惟本校校舍巍然，图书设备完好。成为当时武汉最好的学校之一。从建校之初，到1952年人民政府接管，“圣若瑟女子中学”凡四十年，“每季招生投者恒逾千人”，教学成果社会自有公论。“卒业诸生，有服务于社会机关者，有升入武汉及平津沪各大学者，有游学欧美学成回国而为沪上大学之教授者”。真可谓，风雨四十载，桃李满庭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