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1.西方管理思想萌芽于
文艺复兴时期，得益于西方
资本主义制度在整个世界上的确立，形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它的成熟是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即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段时期内。其转折点是1973年的世界能源危机，在世界能源危机以后世界新的政治经济格局开始萌芽。到了80年代末由于苏东巨变，经过几年新的调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已定，从原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苏两国为
轴心国，变为多个政治经济强国并立的新格局，也就是说世界由两极转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在这个新的历史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对自己的政治、外交、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在微观上，各国的企业同样也面临新的形势。由于新的
国际形势由原来的军事竞争转变为经济力竞争，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显得更加激烈，企业生存发展尤显艰难。但是，由于西方的人们还沉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之中，人们的思想还没有适应这一新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日本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在国际竞争中欧美企业连连败北，使得西方企业界和管理界开始对西方的管理思想进行深入地思考，从而形成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并企图为西方的企业找出一种灵丹妙药。这样除了美国管理学家孔茨划分的11个管理学派的管理丛林之外，进入80年代后，西方新的管理思想正在形成而且处在不断的演化之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西方的现代管理思想明显地向人性回归，对于人的研究大大地加强了；另一个明显的特征是管理理论研究在利用社会科学的其他理论和工具方面越来越强，其大量利用现代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发展自身的理论，尤其是计算机的发展和普及将对管理理论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着21世纪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也改变了管理理论的发展方向，从而形成全新的管理思想，这也是一次管理思想上的革命。
2.西方人是以管理国家的方式管理企业、管理家庭，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是以管理家庭的方式管理企业、管理国家。。前者是你中我、我中有你的
血缘关系，带有天生的
共产主义因素。后者是非血缘关系。西方人对人性的假设远比我们中国人来得悲观。以严格的法律管制人们的行为。中国人对人性的假设很乐观。"人之初，性本善。"故相信以道德秩序和礼制即可以约束人的行为，因而发展为治国的人治方法西方，人重效果判断，中国重动机的好坏判断。西方人要的是效果好不好。中国人不太重视效果判断，而是用一套道德或
意识形态标准看效果，即所谓"干不干是态度问题，干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这种价值判断上的差别导致了
工具理性的差别。以法治国是有效的，以市场调节人们这间的利益关系也是有效的。但不用法治的大家庭式的国家管理方式在效率上的损失则为惊人，故得在于失。但以这种法治争讼的方法管理家庭内部与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