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有着分明的启蒙主义的创作特色。
在《呐喊·自序》中，
鲁迅曾这样回顾自己弃医从文时的认识飞跃：“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并强烈地意识到“第一要著”是在改变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他那出于爱国热忱，想借文艺的力量去唤醒民众精神的启蒙主义思想，在这里表述得十分清楚。
在鲁迅看来，要实现反帝反封建的
民主主义革命，首先要清除
封建主义及其思想统治。封建蒙昧是我国实现民主主义革命的严重障碍。1919年，他在《随感录五十九·“圣武”》一文中说：“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发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相干。”在这里，鲁迅非常明确地告诉人们，只有在对民众的思想启蒙奏效之后，中国才会有出路；在这里，他非常形象、非常突出地强调了思想启蒙对于社会革命的重要性。革命能否取得成功，在鲁迅看来，取决于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缺少任何一种都将成为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