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期历史视角:工业革命与金融发展相辅相成
“大金融”理论(陈雨露,2013)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动态拟合。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待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大国的金融崛起几乎总是与其经济崛起同步实现的。17世纪末,英国依靠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提供资本燃料和动力,成功实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19世纪头号强国;但该体系“效率性”不足,无法支撑技术持续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无法适应新经济内在需求,而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逐渐走向衰落。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继承英国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基础上,依靠逐渐成熟的投资银行体系,支持美国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20世纪头号强国,120年屹立不倒;但却又因该体系“稳定性”不足,存在脱离实体经济和金融泡沫化的风险,直至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投资银行体系也宣告破产,其经济一蹶不振,霸权地位也逐渐衰落。
英美究竟是如何崛起和衰落?金融在其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在世界经济第六个长周期,中国又应如何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如何构建稳健、高效、统一的大国金融体系,全面服务于大国经济和金融崛起的双重战略需要?这无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现实和战略问题。
二、英国模式的兴起: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
10世纪前后的宋代中国,经济文化发展居于世界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从科学技术上,宋代的中国领先世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朝完成的,即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印刷术得到了大幅度改良(毕升的活字印刷),火药开始用于军事。从经济增长看,10世纪至15世纪,中国GDP平均占到世界30%,位居第一;从钢铁产量看,1078年(宋神宗元丰元年),中国的钢铁产量大致在7.5万—15万吨,然而1720年工业革命前夕,英国钢铁产量也才1.7万—2万吨。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经济实力,几乎具备了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所有条件。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没有产生在中国宋代,而推迟700余年在英国发生?
实际上,英国工业革命早期使用的技术创新,大多数在之前早已有之。然而,技术革命既没有引发经济持续增长,也未导致工业革命。这是因为业已存在的技术发明缺乏大量及长期资金的资本土壤,不能使其从作坊阶段走向规模化的产业阶段。因此,英国诸如钢铁、纺织、铁路等大规模工业的成熟发展必需经历一个等待的过程,当金融体系逐步完善、金融市场蓬勃发展后,工业革命也就随之发生了。这就是“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
“大金融”理论强调金融与实体经济结合,英国工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正是“大金融”理论一个经典的历史注释:正是工业部门的资本需求和政府借款的需要促成了金融革命的发生;金融革命反过来则为工业革命提供资金,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展。
英国的金融革命始于世界上首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建立。1694年,英国“九年战争”激战正酣、耗费巨大,政府大举借债仍入不敷出,于是成立英格兰银行为战争募资,后发展成为英国中央银行。1720年,为应对“南海泡沫”金融危机,英国政府制定《泡沫法案》以限制股份自由转让、限制英国股票市场发展,促使城市私人银行、地方银行等商业银行蓬勃发展。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共同构建的银行网络体系,成为英国近代金融体系的主体和基础,不断为工业革命注入资本燃料和动力,推动工业经济跨越式发展,使英国从一个“蕞尔小国”一跃成为“日不落帝国”。
三、英国模式的衰落:集中垄断的商业银行体系缺乏“金融效率”
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中叶,英国商业银行体系借助第一次工业革命迅速累积资本、发展壮大,走向“托拉斯”式的集中垄断。“托拉斯”式的银行体系“效率性”不足,难以支撑技术持续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无法适应新经济内在需求,导致英国经济逐渐走向衰落。
1826年,英国政府颁布《银行法》,鼓励股份制银行的发展。为追求垄断的高额利润,股份制银行迅速吞并私人银行或合伙银行,同时兼并规模较小的股份制银行,从而使得资本高度集中。垄断的银行体系最大限度地占有稀缺资源,也更加注重短期回报、轻视工业创新的长期投资。资本的集中更加强化了其“逐利性”本质,通过特许贸易公司、殖民活动甚至战争,拓展具有更高利润率的国外市场,进而忽视了本国工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的调整升级。英国集中垄断的商业银行体系失去效率和活力,不能给英国经济提供长期发展、动力不竭的资本市场,“日不落帝国”逐渐衰落。
四、美国模式的兴起:投资银行体系是美国经济腾飞的主推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继承英国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基础上,依靠投资银行体系及金融创新,支持美国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全球霸主。1933年,为应对经济大萧条,美国制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制度,限制商业银行投资业务,促使投资银行体系发展迅速,逐渐由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转变为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
美国以投资银行为主体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具有天然的资本运营能力,实现了资本的市场化流动及有效配置,支撑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投资银行与生俱来“金融创新”的品质,通过融资证券化和资产证券化提供了经济快速增长所需要的更高流动性和信用催化,并借此主导五次并购浪潮,淘汰落后产能,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同时,投资银行体系顺利化解高新技术和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通过风险投资支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其迅速成长为美国新经济的支柱。因此,投资银行体系及其创新对于美国的崛起具有巨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五、美国模式的衰落:泡沫化的投资银行体系缺乏“金融稳定”
美国投资银行体系具有极强的创新能力,但该体系“稳定性”不足,存在脱离实体经济和金融泡沫化的风险,直至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该体系也宣告破产。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美国投资银行体系曾与实体经济结合紧密,为何后又脱离实体经济?这是由资本的“逐利性”决定的。为追求高额利润,资本必须走在实体经济前面,它“先入为主”却又“抢先退出”。美国经历工业化、产业化后的利润率下降,无法满足资本的逐利欲望,资本就放弃介入实际生产,专门从事于借贷、投资等非实物资金运作,于是产业资本就变异为金融资本。被金融资本绑架的美国义无返顾地走上“工业化—去工业化—金融化”道路,最终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并泡沫化,导致全球金融危机。
美国当前实行“再工业化”战略,只是对困境的修补,不能改变衰落的大势。因为金融化后的美国资本已经习惯坐享其成,难以再适应并满足于工业制造的利润率;即使金融资本迫于无奈而寻嫁实体经济,也会通过全球配置选择低成本、高利润的发展中国家。因此,美国逐渐被金融资本抛弃,缺少了资本动力,美国经济将走向衰落。
从英美崛起历史中,我们发现工业革命与金融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金融体系已成为大国崛起的基本性战略力量。这也是我们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动态拟合的核心要义。但是,走向集中垄断的英国银行体系因缺乏“效率性”,不能给实体经济资本支撑;走向泡沫化的美国投资银行体系因缺乏“稳定性”,导致金融危机。任何一种金融制度都有“天使”和“魔鬼”两面,怎么根据自身国家禀赋,用好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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