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是一部古代汉族政治伦理著作，属于战国时期解说和发挥《易经》的论文集，其学说本于孔子，具体成于孔子后学之手。周易思想是老子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而老子思想又影响了《易传》。[1]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易传亦属于稷下道家。《易传》共7种10篇，它们是《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文言传》、《系辞传》上下篇、《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十篇统称“十翼”。“十翼”之名，最早见于《易纬·乾坤凿度》（卷下）[2] ”。
《易经》一书包括《周易》本经和《易传》两部分。
《童子问易》概括《易传》的特点是：“舍象立言”、“宗揆驱鬼”、“富于思辨”、“以形判道”、“百虑致一”、“尚简”[3] 等。
《系辞》是今本《易传》的第4种，是最具儒道融合特点之作。它总论《易经》大义，是今本《易传》7种中思想水平最高的作品。《系辞》解释了卦爻辞的意义及卦象爻位，所用的方法有取义说、取象说、爻位说；又论述了揲著求卦的过程，用数学方法解释了《周易》筮法和卦画的产生和形成。《系辞》认为《周易》是一部讲圣人之道的典籍，它有4种圣人之道：一是察言，二是观变，三是制器，四才是筮占。《周易》是忧患之书，是道德教训之书，读《易》要于忧患中提高道德境界，以此作为化凶为吉的手段。[4]
对《易经》的基本原理，《系辞》进行了创造性的阐述和发挥，他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奇偶二数、阴阳二爻、乾坤两卦、八经卦、六十四卦，都由一阴一阳构成，没有阴阳对立，就没有《周易》。它把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的阴阳观念，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世界观，用阴阳、乾坤、刚柔的对立统一来解释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一切变化。它特别强调了宇宙变化生生不已的性质，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又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发挥了“物极必反”的思想，强调提出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它认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肯定了变革的重要意义，主张自强不息，通过变革以完成功业。同时，它又以“保合太和”为最高的理想目标，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重视和谐的思想。《系辞》肯定了“《易》与天地准”，以为《周易》及其筮法出于对自然现象的模写，其根源在于自然界；同时也含有夸大《周易》筮法功能的成分，认为易卦包罗万象，囊括了一切变化法则。它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将以箸求卦的过程理论化，实际涵含着宇宙生成论，对后来的思想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易传》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立论，认为宇宙自然界存在相反属性事物，相反事物的推摩作用是事物变化的普遍规律，六十四卦即反映了这种规律。《易传》使《周易》完成了从占筮之学到哲学的过渡。[5]
《童子问易》指出：《系辞上·下》是易经哲学的总纲。《彖传上·下》以八经卦性质研判六十四卦属性问题，强调乾坤运行的节律，认为推动事物的量变可以促进事物质变。《大象传》运用象征手法，号召人们法天正己，《小象传》是号召人们要尊时守位、知常明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说卦传》讲述八卦取象来源，侧重阐述八卦矛盾的对立属性。《杂卦传》讲六十四卦矛盾属性；《序卦传》认为事物”相因相成“，讲损益、讲革故鼎新，侧重阐述六十四卦矛盾的同一属性。还讲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兼为“十翼”的总目录[4] 。《文言传》专论乾、坤两卦卦德爻义，启蒙学人从德道角度理解《易经》。
《童子问易》“五圣同揆说”指出，大易有揆、有宗。概括易宗为“乾坤一元，阴阳相倚，终始兴替；三才印心，德道同形，数理比翼。[3] ””乾坤一元“是反对”乾元、坤元二元论；“阴阳相倚”是说独阳不生，独阴不存；“终始兴替”是说《易经》不是循环论而是讲唯物辩证法；“三才印心”是指天地之心与人心和合，皆为“德”心；“德道同形”是说德为一种道，即德道；“数理比翼”是说《易经》本来无象数派、易理派之分。象数、易理为大易两翼，不可或缺。
读《易传》，较好的古注本是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收在《十三经注疏》中，今人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齐鲁书社，1986年版，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都是较好的参考书。重点读《系辞》上下篇。
201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问易》在《易传》研究方面多有建树，用专家的话说是“真知灼见迭出”。比如：
1.锁定舜帝为“重卦之人”[4] ，创立了“五圣同揆说”。认为圣人所“揆”不是如王夫之笼统所言的“天人之理”，而是“阴阳、三才观”。
2.《易经》六十四卦不是什么“上经讲天道，下经讲人事。”认为六十四卦都是在讲天道、人事相通的道理。只不过《象传》上经用八经卦“物象说”（乾、坤、震、巽、离、坎、艮、兑）解易；下经侧重用“乾坤父母说”（父、母，长男、长女、次男、次女、少男、少女）解易而已。
3.认为“天地之心”不是什么“道心”，而是“德心”。因为孔子观易主要“观其德义耳”。天有天德，地有“厚载之德”，主张要与“天地合其德”。
4.阴阳不是气，提出了“阴阳以‘力’为本”[4] 的命题。
5.发现“形”也为“道”，指出“以形判道”是《易传》的重要特点之一，进而提出“德道同形”[4] 的课题。
6.“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个“万有定律[4] ”。亦可云：一柔一刚之谓道、一仁一义之谓道、一雄一雌之谓道等等。
7.认为《易传》乾坤是宇宙的摹本，它揭示的是宇宙的运行机制，所以能弥伦天地之道。
8.发现“内圣外王思想”不是儒家真传[4]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来自《易经》的德道，进而为执政党长期执政为民在民族传统文化中找到了理论依据。
9.以“物不可以终尽剥”理论，澄清了《易经》不是所谓“变色龙”的学问。强调易用尚变，但万变不离其宗。
10.指出“损益论”和“革故鼎新论”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
11.指出老子“三生万物”理论与孔子“太极理论”同出于易。而老子受《坤乾（归藏）》影响大，尚柔。其“三生万物”其实是”三才“生万物。扬雄的《太玄》只不过是对老子“三生万物”命题的发阐完善而已[4] ；孔子老而好《周易》，尚刚。孔子认为“太极生两仪”，“两仪”、“四象（老阴、少阴，老阳、少阳）相互运动、作用化生万物。“四象”遵循“七上八下”、由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规律。
12.认为”阴阳鱼太极图“中阴阳鱼和鱼眼所代表的是现代数学“集合”图式[4] 。它反映的是先贤关于“德性论五行”之间的交集关系。所谓“圣”无非就是指智者高超的、会通天人之道、开物成务的本事。又在明代来知德太极图基础上绘出了“中华神圣图”。
13.提出“以同而异”和“殊途同归”理论是《易经》现代化、国际化的理论基石。
14.提出“继善成性（性善论）”是人道、法治的基础。指出：世界人文的原点在中国。
15.认为中西差异主要在于：国人重视“方以类聚”的集体主义，西方强调个人主义；国人尚杂、多包容，西方人多排斥；国人尚德道，西方人主霸道。[4] 深刻地指出：所谓“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不发达”或者说“逻辑思维欠缺”，责任不在孔子！其主要在于“元素论五行”学说的泛滥和独尊儒术以及后世推行的只重道统的科举制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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