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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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能帮我

Answer 1

张謇 张謇(1853年5月25日——1926年7月17日)，江苏南通人,字季直，号啬庵，出生于当时江苏省海门直隶厅常乐镇，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创办了[大生纱厂]发展了民族工业
张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故海门民间称他为“四先生”。张家世代务农，到张謇父亲时，已置田二十余亩，并兼营糖坊。清咸丰六年（1856年）张謇4岁时，由父开始教识《千字文》。5岁时因背诵《千字文》无讹，父令随伯、仲、叔三兄入邻塾，从海门邱大璋先生读书。12岁时，謇父自辟家塾，延请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读其三子。14岁时，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负笈往西亭，从效祁先生的从子宋琳先生读书，膳宿其家。15岁起，间亦从效祁子、江南乡试举人宋琛先生问业。同治七年（1868年）16岁时，由于祖上是三代没有功名的冷籍，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县人张铨儿子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同治八年（1869年）张謇考中秀才。其后如皋张氏贪得无厌、索酬无已，后竟控诉于如皋官府，意在借官勒索，于是“冒籍案”发。自此连年缠讼，使张謇吃足了苦头，家道也转入困顿。幸赖通州知州孙云锦、江苏学政彭久余怜士惜才、曲为援护，屡费周折，才得以销如皋控案。
同治十三年（1874），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原通州知州孙云锦。光绪二年（1876年）夏，应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庆军幕任文书，后袁世凯也投奔而来，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参与了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光绪六年（1880）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借机发动侵略战争。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光绪十年（1884年）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袁世凯则留朝鲜接统“庆字营”。不久吴长庆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回归故里，继续攻读应试。
张謇从16岁录取生员起，中经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前后5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俗称南闱）均未中试。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33岁，因孙云锦官江宁府尹，子弟依例回避，转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才取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张謇四次参加会试均遭失败。
从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荫等对张謇就有了提携之意，特别是“期许甚至”、“荐而不中”，几次误把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更说明了提携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试时翁同龢的志在必得。（张謇34岁应礼部会试不中；37岁赴会试，试卷为无锡孙叔和所冒，孙中而张落；38岁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40岁赴会试，试卷又被武进刘可毅所冒，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
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謇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又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瀛州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礼部恩科会试。二月，礼部会试，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师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试时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后，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阅卷大臣的工作，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还在光绪帝引见时，特地介绍说： “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张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由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同年底，加入康有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
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1896年11月，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恰在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破土动工，次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大生纱厂逐渐壮大，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县）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1901年起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 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后，天生港又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阻挠。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
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1907年创办了农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今南通中学）。1912年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1909年，张謇创办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因地处吴淞，曾一度称“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解放后，学校改组为上海航务学院。1953年，上海航务学院、东北航海学院、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大连海运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大连海事大学。 1912年，张謇在老西门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1913年全校迁往吴淞，故称’ 吴淞水产专科学校”， 今天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 1917年，张謇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的前身）在吴淞复校。 1921年，上海商科大学在上海成立。上海商科大学前身是南京师范高等学校，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展为国立东南大学，张謇是国立东南大学主要创建人之一。为了给各项企业提供技术力量，张謇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师范学校的测绘、蚕桑等科发展成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著，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1924年合并为南通大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15年建立了军山气象台。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等。
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全力投入实业教育救国之路。
1918年10月23日与熊希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
张謇乃科甲出身，状元及第，书法自有根底，楷、隶、行、草兼擅，沉稳深秀，传世以行楷为多，隶书绝少见，然此副一则为隶，另则长言龙门，笔法瘦硬，纵横飞动，妙得《礼器碑》，《石门颂》精髓，偶参篆书体势，古雅清新，更是绝品中之精品。
和张謇先生对联-南通任苯生.
1922年夏,我从骑岸镇高等小学考入南通师范,学校不收学、杂费,并免费供给食宿,吸引了八方贫寒学子.求学期间,常聆听张謇先生演讲, 先生谆谆教诲,终身受益.
在一个星期六的午后,我们几个同学,正在朝东风琴室后壁外的一棵树上装矿石收音机天线, 一个同学忽然看到张四先生正缓步跨上木桥,朝学校方向走来,立刻兴奋地告诉我们.四先生住在濠南别业,与博物苑有边门相通,与学校隔河相望;两岸坝肚子上架有木桥,桥栏上有“路不拾遗”四个大字；河里插有蟹簖; 闲暇时,先生常独自从河西头踱过桥来.
我们顾不得装天线,立即跑回学,一路奔走相告,欢腾雀跃;师范主持于敬之急忙领着大家,打开常年落锁的学校后门,出来恭请四先生进校,迎至寿松堂.
先生结合自身坎坷历程,鼓励在场同学勤学苦读,争当栋梁之材,将来为国效力,为民服务,造福一方.
接着,我们随先生出寿松堂,来到校园,在一棵古银杏树旁,有一株灵霄,附树而上,直攀树稍;先生心情甚佳,驻足观之.随后,大家跟着赏景,边走边聊,信步来到荷花池旁,大家兴致盎然;先生一时兴起,收住脚步,要与我们对联,大家热情高涨,围拢过来;先生说出上联:“黄花菜,菜花黄,一花一酌”;( “菜花黄”-酒名).只有不多几位同学应了下联;还记得我应的下联是:”“鸡冠花,花冠鸡,边啄边哗”.先生笑着又出一上联:“梅兰芳演木兰从军,戏是女扮男,实是男扮女”. 大家搜肠刮肚,无人能对.先生勉励我们:博学精思,互相探讨,自会开窍.
先生教导,铭记心中.后来读了蔡东藩明史演义,有所感悟,试作下联，以对四先生上联:
“梅兰芳演木兰从军,戏是女扮男,实是男扮女”.
“朱元璋灭大元建明,祖从僧为帝,孙从帝为僧”.
谨以此联,纪念恩师!
作者:江苏南通任苯生.
誊稿:通州余西镇古梅山庄任侠家.

Answer 2

张謇廉洁奉公的故事

活着到底为什么？有了权力做什么？张謇先生的行为给我们作了回答。
作为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我们，是否该作出更完美的回答？笔者在写《张謇在海门》一书的过程中，与搜集到的大量素材相对照，感慨万千。现将该书稿中的一小束片断故事摘录下来，以飨读者。

不占公款

1883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张謇经赴朝平乱磨练，凯旋而归，过第一个春节后，壮志满酬，为居室题“壮复斋”，日记中记下“志三十后努力自新也”。四月十五日奉吴长庆之命二上朝鲜抵汉城吴营中，仍不忘刻苦学习，挤时间练字，读《诗经》、《周礼》，撰读书札记。因上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张謇受朝廷之命随吴长庆赴朝平乱，张謇运筹策划，一举全胜，表现出一介书生所难得的干练才能。他还主张三路出师，征伐日本，乘势归复为日本所侵占的琉球，并写有《朝鲜善后六策》，高见震动朝野。吴长庆对建策速定其乱者张謇，曾有酬赏三千之诺言，故吴托人寄银1000两至常乐。而张謇认为自己赴朝平乱保家卫国乃为公也，吴此做法有违公意，所以再三声明作为无息贷款，暂度家贫之急。日后果悉数归还。

严处侄子

张謇不谋私利，不徇私情，对亲属决不护短，姑息养奸。凡有吸（毒）喝嫖赌、仗势欺人、无理取闹等不规者，必受家训、家法严厉处罚。
张謇对两个侄子特别关注。因自己长期没有孩子，其中一个还有嗣为儿子之意。但他们喜欢吃喝玩乐，游手好闲，赌博成性，张謇多次找其谈话教育，却仍屡教不改，张謇恨铁不成钢，才将嗣儿之事作罢。可他们不仅不改，反而变本加厉，故在百姓中流传有“仗了张三吃白四”之言。
长房侄子念祖仗势欺人，作恶甚多，妨碍乡民。1916年农历正月初一至敦裕堂宅肆蛮无礼。初二，张謇给海门县知事写信，令警所送念祖于海门习艺所管教改造。初三，许聘三来，知道张謇送押念祖，盛赞此事必令镇人称快。但张謇对念祖的2个儿子仍安排上学，一个女儿由承祖抚养之。
长房侄子承祖，自恃叔父张謇状元的声望，不仅在本地胡作非为，竟胆大妄为闯至崇明县闹公堂。知县碍于张謇，不敢得罪承祖。但因知张謇为人清正，不徇私情。崇明知县小心翼翼地将此事禀报张謇，张謇闻讯，明告知县：“依法惩处”。
张謇严处二侄，为民除害，周围群众奔走相告，对“张四先生”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无不称颂。
由于张謇处处以身作则，管教家人极严，敢从自家人先开刀，故威信不言自高。所以周围谁也不敢违法乱纪，有纠纷闹事，只要“张四先生”出来一句话，谁都听从。

改进作风

张謇勇于修改旧的规章制度，把封建衙门式的盐垣等所有病商病丁之弊，力为革除，以调动盐民生产、交售和投资人的积极性。制定了《整顿通章》、《整顿垣章禀场立案文》及银钱、修理、垣友、书禀、灶友、治下、雇工、头长、煎丁等专章，第一条开章明言：“盐业为商务之一，凡执事人概称先生，不得沿老爷之旧。”《灶友专章》首条是：“灶友下灶，雇有常车，不得乘轿，不特节费，亦防惰习。”《书禀专章》规定“写信不用客套，只叙实事。”以改变作风、文风。
打铁必先自身硬，张謇身先士卒立榜样。1894年高中状元回家，人们都改口称他“张状元”、“张大人”、“张殿撰”，他感到浑身不舒服，十分认真地说：“别改口称呼。还是原来怎么叫就怎么叫的好。”于是，人们都仍叫他“张四先生”。他来回于常乐与通海垦牧公司、二厂，或上海回来从三和港上岸到二厂、公司，都是步行或乘独轮小车，从不坐轿子。到达垦区荒滩，常坐牛车下去察视。
张謇一贯主张轻车从简，反对兴师动众的迎来送往，拦路扰民。几次去常熟、无锡为恩师翁同龢、赵菊泉扫墓，当地文武百官闻讯，上车站、码头迎接，都被张謇一概谢绝，悄悄入住。

接受监督

张謇不追逐名利，不图升官发财，一心只为救国救民而弃官还乡从事实业教育、地方自治、建设模范县。因而他十分注重廉洁奉公的制度建设，无论是办垦牧公司、盐业公司、大生纱厂，还是办学校、养老院等，他都紧紧抓住规划设计、选人用人、资金筹集、制度建设四大环节。而且常常亲自动手制定各项规章制度，俱十分详尽、周全、实用、严格。为自己办的几十所学校都针对性地制定、书写校训。所办实业，财务上每年定期组织审计，向股东大会公布，自觉接受民主监督。还时常亲自查账核对，谁也不敢乱来。
张謇的常乐镇老乡、同学黄士高，原是张府门馆，为人忠厚，善强记诗、传，能背诵《康熙字典》，还有一手写方块字似铅字的绝技，张謇称他“两脚书橱活字典”，故函电公文由其誊写、校对居多。后转入南通师范任教兼任舍监。学校规章制度由校长张謇亲订，教导主任于敬之，顾公毅负责教育，舍监负责执行监督制度。黄士高执纪十分严肃认真。有一次张謇到校了解教育情况，听取于、顾及几个教师汇报，大大超过了熄灯时间，黄挨进门去将灯熄灭，并对张謇说：“这个规章制度是你订的，你们自己不遵守，下边的事就不好办了。”汇报工作就此停止。事后大家都批评黄士高太没有礼貌了。到了学期结束，按惯例开会讨论调整教师、任课时，于、顾两人认为黄太固执呆板，不懂人情不通世故，特别是对张謇太不尊重了，提出对黄士高不可再任用，大家也一致同意。张謇听到后发表了不同看法：“黄士高为人不能圆通活变，十分呆板是其所短，但也有长处，就是尽忠守则，对工作负责，这一点上大家都要向他学习，这就是取长补短呀！再说制度既订，学生、老师、校长也都该一样遵守。”由此黄士高仍被留用

参考资料：http://clzxx.com/bjzy/ShowArticle.asp?ArticleID=2334

Answer 3

张 謇：江苏南通人，清代著名实业家和政治活动家。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开创了士林一代新风

很显然上面的人都是在百度里面查的。。。

Answer 4

在中国历史上，状元出身的宰相为数不少，可状元出身的实业家则只有一位，那就是清朝末年提倡和奉行“实业救国”的先驱张謇。
张謇是江苏南通市海门县常乐镇人。他出生在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祖父是文盲，父亲识字也不多，但聪明的张謇自小读书就很勤奋，据说5岁时便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千字文》。有一天，老师见门外有人骑白马走过，便以“人骑白马门前过”为题，让学生对下联。张謇的三哥对的是“儿牵青牛堤上行”，而张謇对的是“我踏金鳌海上来”。老师大喜过望，说他志向远大，将来一定能大有作为。

但是张謇参加科举考试并不顺利，他16岁考中秀才，直到33岁才考中举人；此后连续4次参加进士考试，都名落孙山。他一气之下，把应考用具都砸了个粉碎，发誓再不参加科举考试！

1894年春天，因为庆祝慈禧太后60大寿，清政府破例多开一次科举考试，张謇被父亲和伯父强逼着，再次应考，没想到这一次却得到了主考官翁同（龠禾）的赏识，中了头名状元，并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然而这年6月，中日甲午战争就爆发了。张謇满腔义愤，和翁同（龠禾）等人一起，积极主张坚决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一再写奏章给皇帝，抨击李鸿章的卖国投降主义。在斗争正激烈的时候，张謇的父亲因病去世了，按照当时礼教，他必须回到家乡去服丧守孝3年。于是张謇匆匆离开了京城。

第二年2月，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而告终，中国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南通，张謇对腐败的满清王朝更加失望。他深深地感到，要使中国“不贫不弱”，不受外国人的欺侮，当务之急，一是要实行政治改革，以议会制取代君主制；二就是要大力发展实业，以求民富国强。他认为，一个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就应当正视现实，勇于投身实业，以拯国家于危难，救百姓于水火。所以，他拒绝回北京重新担任官职，决心在家乡开办工厂。在给翰林院辞职书中，他明确地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之洞，也是一位办实业的热心倡导者，他原先和张謇就有交往，也有在苏州、南通两地兴办工厂的打算。他看到张謇是新科状元，又热心于实业，便委派张謇在南通筹办纱厂。这正和张謇的心意不谋而合。因为南通地区滨江临海，交通便利，气候适宜，无霜期长，是传统的产棉区。这里的棉花不但产量高，而且质地洁白，纤维长，富有弹性，很早就以“沙花”而闻名天下。同时，当地农民具有纺纱织布的传统技术，他们织的“通州大布”远销东北市场，深受欢迎，所以对于机器纺纱的需要量日益增长。此外，从当时的情况看，搞纺织所需资金比搞其它工业要少一些，生产周期短，能较快地获得利益。这些有利条件再加上官方的支持，都促使张謇放手大干一场！

1895年6月，张謇到江宁，与张之洞谈妥了办厂的事，回到南通，跟当地的豪门富户和亲朋好友一说，当即有人赞成，答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事情渐渐有了头绪。第二年春天，张謇把本地的花布商人沈燮均、陈维镛、刘桂馨，上海洋行买办郭茂芝、潘鹤琴，以及上海绅商樊时熏等人请到家里，商量集资认股的事情。大家议定以100元为一股，并分别认定了自己负责募集的股数，成立了最初的董事会。这6个人被人们称为纱厂初期的“通沪六董事”。当天，他们又现场勘察，选定了南通城北15里的唐家间作为厂址所在地，并且确定厂名叫“大生纱厂”。

大生纱厂的旗号一打出来，开头也是轰轰烈烈的。大家见领头办厂的是个状元，既觉得新鲜，也感到心里踏实，所以投股的人相当踊跃。特别是唐家间一带的农民，听说土地可以入股，便纷纷以土地折股，省下了厂方不少购地款。张謇又仗着熟人朋友多，亲自写信到处为工厂作宣传，也招徕不少股东。

这样算下来，建厂所需要的资金该够了；可是，购买机器所需要的资金，就完全没有着落了。张謇只得再去找两江总督。这时张之洞已经被调任两湖总督，接任两江总督的是刘坤一。刘坤一的态度很热情，然而谈到钱上，他却也表示为难，先让张謇打他的旗号去借，后来干脆让张謇到湖北去找张之洞。张之洞总算是积极支持张謇的，他为了在湖北办纱厂，已经向国外购了一套机器，这时便决定，如果南通的大生纱厂厂房先完工，就把这套机器先让给大生纱厂用。

经过几番周折，大生纱厂的厂房总算建成了，纺织机器也运到了厂里。1899年4月14日，大生纱厂正式开工，纺出了第一缕棉纱。面对震耳欲聋的机器声，身为总经理的张謇激动得热泪盈眶。看热闹的人感到奇怪，了解内情的人却不觉得意外。他们知道，为这纱厂，前后5年间，张謇不知吃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磨难！他一个堂堂的“状元公”，不得不东奔西走，集资筹款，看人家的冷脸，听人家的嘲讽。直到前几天厂里试机，还有不三不四的人在说：“纱厂烟囱高，何时才冒烟？机器虽然响，何时纺出纱？”如今烟囱冒烟了，机器出纱了，张謇能不高兴得流下喜泪吗！

董事们也都兴高采烈地互相道贺。张謇便趁着这个机会，把大家召集起来，商量订立厂规厂约的事。他说：“头一脚虽然踢出去了，但正式生产，没有个规矩是不行的。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么大个厂，没有厂约，怎么负责理事？这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可是这些人对于办厂并无经验，也不知道厂约该怎么订。幸亏张謇早有准备，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从总董事、分职董事、车间执事的职责，到各车间、各账房、各栈所的管理，以及考核标准，奖罚等级，一条条说得头头是道。董事们听得心悦诚服，一致决定就按张謇的办法去做起来。为了提倡新的风气，打破陈规陋习，张謇还规定：“工厂中凡执事人概称‘先生’，不得沿袭‘老爷’旧称。”在19世纪末的中国，张謇就能制定出这样一套比较完整新颖的管理制度，应该说是很有见识的。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改善企业的管理，形成企业新风气，以及增强企业的竞争力，都产生了较好的作用。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大生纱厂的机器只响了半个月，就突然停了下来。张謇急忙查问，才知道是买棉花的资金用完了，厂里不得不停工待料。管资金的董事前几天已经向张謇反映过这个资金不够周转的问题，张謇因为正忙着办纱厂的附属学堂，希望早日培养出自己的能掌握洋机器的工人，所以把这事给忘了。他内疚地宣布，要给他自己记过一次，并且当即想办法，一方面让厂里把纺出的纱卖了，先买些棉花来维持生产，同时决定再次到上海去借款作为工厂的周转金。 张謇这一次到上海，一连奔走了两个月，却连一分钱也没借到。他发电报向老股东求援，同样没有回音。他急得嘴上起泡，双眼红肿，最后连带出来的旅费都用完了，无可奈何之际，只得在报纸上登出广告，在四马路卖字3天，筹集回家的路费。凭着他的状元名声和一手好字，慕名而来的人很是不少。回家的路费是不成问题了，但他还是久久地在黄浦江边徘徊：空手而返，厂里急需的资金还是没有着落啊！后来上海的朋友给他出主意，说可以先把工厂租给别人，几年后再收回，这样工厂还是自己的，得到的租金又可以作为流动资金。张謇不得已接受了这个办法。可是接连来了几个有钱的大商人，都拼命把租金往下压，并且公然表示，只要张謇答应，他们可以给张謇个人大大的好处。张謇听了大怒，强硬地回答：“你们把张謇当成什么人了？难道我也是货物，可以花钱收买的吗！哼，你们也太小看我张謇了！”

张謇回到了南通，靠着卖纱买棉的办法，苦苦撑持着厂里的生产。好在近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售价连涨了几次。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不但保证了工厂的正常生产，而且还略有结余了。大生纱厂终于度过了这一次资金危机。

这一年，由于纱价大涨，大生纱厂获利达到20多万两白银。

张謇脸上的愁容终于烟消云散。

这一天，张謇带着纱厂出产的棉纱，到南京去看望两江总督刘坤一。棉纱用红绸布扎着，一共是两束。张謇笑着说：“这是我们大生纱厂自己生产的棉纱，送给总督做个纪念。”

刘坤一接过棉纱，连声称赞道：“好，好，我收下！过去人们称这种棉纱叫洋纱，织出布来叫洋布，现在我们自己也能生产了。这可全靠你的苦争苦斗啊，我要给你记上一大功！” 张謇说：“苦是苦一点，但这是我‘自讨苦吃’，怨不得别人。再说为了国计民生，虽说吃一点苦，我心里也痛快啊！”

有一句话张謇没有说，那就是为筹措购买棉花的资金，他的妻子连首饰都卖掉了；而办厂这五六年来，他的家人从来没有在厂里支用过一文小钱！

困难和挫折锻炼着张謇的意志，也激励着他向更加宏伟的目标前进。他想，纱厂纺纱缺不了棉花，棉花需要花钱收购，而随着棉纱的畅销，棉花的价格也在天天上涨，更何况日本的厂家也到这一带来收购棉花……如果我们能有自己的棉田，不就可以不受棉花市场的牵制了吗？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忙于打仗，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张謇的事业也在这时达到了顶峰。1917年，单大生纱厂的盈利就达76万两白银，1919年又赚了263万两白银。到1922年张謇70岁生日时，大生集团四个纺织厂，资本达900万两白银，有纱锭15.5万枚，占全国民族资本纱锭总数的7％。同时，在盐、垦、牧方面，他先后开办了20个盐垦公司，成为东南实业界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