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
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QSYJ/ZTYJ/TPTG/06/13/2005/7208.html 当太平天国正在焚禁儒学、否定孔孟之时，是否也同时进行删书呢？要判断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太平天国实行删书的含义。删书，即删去“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保留“真话正话”；经过这样删改的书，是允准阅读的。清方记载称，太平天国起先要尽废六经，以后出示宣布“删定后颁行”，准予诵习。(《贼情汇纂》卷十二，见《太平天国》第3册，第327页。)颁于甲寅四年四月后的太平天国律条规定，一切妖书“尔等静候删改镌刻颁行之后，始准读习”。(《贼情汇纂》卷八，见《太平天国》第3册，第232页。律条未著录颁布年月，但有“凡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出”必须回避之条，“各王”应指燕王、护王，而燕、护两王之封始于甲寅四月，可知律条颁于此时以后。)这些记载说明，删书意味着删后准读，也表明了事情发生的先后(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记：“洪始以神佛为妖，圣人亦为妖，后许存圣人之书。”又：“始以四书、五经为妖书，后经删改准阅”。均说明两事发生的先后。见《太平天国》第4册，第719页。)。“删后准读”与一概焚禁，应该说是有差异的政策。后者认为孔孟儒学是妖、是妖书，所以要烧要禁；前者则认为其中有真话正话，所以要删改，删改后准读。“删后准读”比一概焚禁温和，是一种妥协和让步，这两件事有先后之序，是合乎情理的。杨秀清甲寅四年正月以天父名义积极评价四书十三经等，有“合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的话，这与洪秀全所说留真话正话、删鬼话邪话的原则相同。如果洪秀全早在1853年就已宣布和实行“删后准读”，甚至已经改出了《大学》、《中庸》两种，则天父此次下凡指示岂非无的放矢？
从事件的顺序来排列，我们见到，甲寅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天父下凡，“甲寅（四年）二月，洪逆下伪诏删改六经，以（曾）钊扬总其成”(《贼情汇纂》卷二，曾钊扬事略，见《太平天国》第3册，第57页。)。这是太平天国删书始于甲寅（1854）二月最明确的依据。清方资料中记太平天国人员参与删书事，时间都系于甲寅二月或以后：除曾钊扬外，如何震川“甲寅二月升夏官正丞相，与曾钊扬等删改六经”，卢贤拔“甲寅二月封镇国侯……五月杨贼令在删书衙删改六经”。因此我们可以推想，下诏删改儒学经典并宣布删改后准人民阅读，是洪秀全对甲寅正月二十七日天父下凡的反应，也是他接受和实行天父指示的一种表示。如果这一推想成立，那么，上引未著录年月的删改《诗韵》之诏旨，应该是甲寅四年二月“删改六经”(上引何震川、卢贤拔参与删书事见《贼情汇纂》卷二，何震川、卢贤拔事略。赖汉英事略有“（癸丑）九月杨贼调汉英回江宁，斥其无用，革职删书”语。似癸丑（1853）九月已进行删书。但当时在南京城内作间牒的张继庚向清方统帅向荣密报说，赖汉英攻九江不克，“伪东王召之回，欲杀之，因怜其知兵，命众贼保赦，反援是职（夏官丞相）。”见《继庚遗稿》，《太平天国》第4册，第775页。)诏以后的一个补充文件。
清代一些文人曾报道过太平天国删书的情况。如1853年春至冬在南京的汪士铎记称：“贼改四书五经，删鬼神祭祀吉礼等类”，又记：“贼匪删《论语》，去祭祀及大而无当不可行于后世语，未知此语删否？”(邓之诚辑：《汪悔翁乙丙日记》卷二。按，“此语”指“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语见《论语》季氏。)由此而言，他对太平天国删改四书五经并未目验，而只是耳闻。
李圭所著《金陵兵事汇略》记太平天国改书情况说：“‘国’改‘郭’，一作‘国’，……又称历代帝王均为相。有所谓改定四书曰：孟子见梁惠相，相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郭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金陵兵事汇略》卷一。)按，李圭，南京人，住城外五十里之农村，早期未与太平天国有接触，庚申至壬戌（1860—1862）间被太平军掳为“先生”。《金陵兵事汇略》系太平天国失败后二十余年据其他书编录，关于“改定四书”的记载可能得自耳闻。
记载太平天国删书稍详的要算张汝南了，他说：
始以四书五经为妖书，后经删改准阅。惟《周易》不用，他书涉鬼神丧祭者削去。《中庸》鬼神为德章，《书》金滕、《礼》丧服诸篇，《左传》石言、神降俱删。《孟子》则可以祀上帝，上帝上加皇字，《诗》荡荡上帝、上帝板板，皆加皇字。《论语》夫子改孔某，子曰改孔某曰。(《金陵省难纪略》，见《太平天国》第4册，第719页。)按，张汝南，南京人，自太平军占南京至次年甲寅八月，在太平天国治下于南京共住十八个月，所记具体，似应亲自有所目睹。
根据以上诸人的记述，太平天国所删改的主要有关乎教义的内容。太平天国独尊上帝，上帝之外更无别神，又以人死为升天、宜欢不宜哭。所以四书五经中有关鬼神、祭丧等与上帝教信仰相矛盾者，悉予删除。上帝加“皇”称皇上帝系为表示尊崇；“国”改“国”或“郭”、“王”改“狂”或“相”系避讳制度，表示对别国、前王的贬抑；孔子称孔丘，则早此已经实行。这样的删改看来并不十分复杂。而且从张汝南所记看来，四书中的《论语》、《孟子》、《中庸》三种，五经中的《诗经》、《礼记》、《春秋左传》都已删改或正在删改；《周易》全书删去；《诗经》一种，据上文所引洪秀全诏旨，已由他本人亲自作出删改样本，要左史、右史遵照删改。如此看来，除《大学》一种未见述及外，四书五经中的八种在1854年时都已删改或正在删改。
但太平天国删改四书五经之事似乎迄未完成，至少迄未出版。太平天国辛酉年（1861）颁刻的《钦定士阶条例》说：“文士子所习之经，须钦遵圣诏，习理旧约、前约、真约诸书……至真圣主御笔改正四书五经各项，待镌颁后再行诵读。”(《钦定士阶条例》，见《太平天国》第2册，第561页。)此后，一位在1862—1863年间住在南京的文人陈庆甲所记见闻称：“凡查有读圣贤书者，父师并斩。”(《金陵纪事诗》注，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401页。)1864年南京失陷，继位的幼天王在走至江西被俘后所作的供词说：“老子总不准宫内人看古书，且叫古书为妖书。”又说：“前几年老子写票要古书，干王乃在杭州献有古书万余卷。老子不准我看。老子自己看，看毕总用火焚。”(据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一编引录台湾故宫博物馆藏件。)可见，太平天国自甲寅四年成立删书衙、开始删书时起，直到甲子十四年（1864）太平天国覆亡的十年间，始终未出版删改后的四书五经，因而所谓删改后准读，也并未成为事实(由此可以反证1853年不可能出版有改正的《大学》、《中庸》。1854年6月英国人要求太平天国提供“新出版的四书”（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第38页），当是由于麦都思的报道引起的误解。)。
张汝南等报道太平天国删书的情况言之凿凿，不可能是向壁虚构。但太平天国迄未出版删改后的四书五经，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我认为，张汝南等人所见闻的，是删书过程中形成的某些稿本，而不是颁行的印本。太平天国删书，上由洪秀全审定，即须经他“披阅”后刊行，下有通文墨的官员如曾钊扬、卢贤拔、何震川等主持，但删书衙中另有书手任缮写之役(据张汝南报道，卢贤拔主删书衙，“择能文事手佐之”。见《太平天国》第4册，第719页。)，住南京的文人是有机会与其事的(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说：“贼不识字，传伪令凡读书识字者，悉赴伪诏书，……分入各贼馆为书使。”见《太平天国》第4册，第654页。)。这样，未完成或未审定的书稿就有可能被外面闻知或流传(张汝南记，洪秀全令卢贤拔编起义史，“内有访石相公一段，叙事如闲书，用‘话说’起及‘话分两头’、‘按下不提’等语，后有伪旨云，此书莫已书使抄书手，遂不得见。”见同上。可见张汝南所记得自书手，或者他本人就曾充书手。)。1858年曾国藩从江西致书湖南刘蓉，称：“所睹四书，当以奉诒”，又说：“阁下向多忧郁，想书到君家，亦百年中可为开口而笑之一日也。”(《曾文正公书札》卷七，复刘霞仙。)所指应是李圭所说的“改定四书”的稿本。当时文人常以太平天国改“王”为“相”、梁惠王称“梁惠相”等为可笑，故曾国藩信中有博君一粲之意。
太平天国删书十年而终未完成、终未出版，其根本原因在于洪秀全。洪秀全自1853年起先坚持禁绝孔孟之书，继而在天父肯定四书十三经后，虽宣告实行删改准读的政策，但态度被动、勉强；1856年杨秀清死后，这事自然更加拖延下来。后期参加太平天国的洪仁玕，在一些文告中曾追述天父关于孔孟之书不必废的指示，他本人著作中也有不少称引和发挥儒家性理之学的话，但引儒学经典仍作“古语云”。他没有左右洪秀全的力量，故不能促使删书事早日完成。
五、原因和影响
曾于1853年访问南京、并同情太平天国的英国领事密迪乐认为，在太平天国内部，洪秀全代表基督教和儒家的势力，杨秀清代表异教的势力(T．T．Meadows：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P440.)。从对待孔孟和儒学的态度来说，他的观察完全不正确。的确，在文化知识背景上，洪秀全于青少年时期熟读经史，与儒学有渊源。然而他却从早年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儒学转为激烈而执着地否定儒学，这确是一个费解的问题。
在研究洪秀全的这种态度转变时，首先要辨明他厉禁儒学是否意味着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不同、是否表明了“反封建的深化”。看来不是。比较他的著作的前后版本，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观念并未改变，只是为论证自己观点而删去了加以称道、引用的儒家经典中的语句、人名、书名和古人的事迹。他删去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语句，但“共享太平”、“公平正直之世”的理想以及后来具体化为《天朝田亩制度》的方案并未改变。如他曾以舜对父母的孝顺为典范宣传孝亲，但后来虽删去，而孝亲的观点仍到处保留如故。他宣传天下一家、人人为上帝子女，为此引用儒学经籍中关于天、天命的语句，后来删去，但观点仍旧。《百正歌》全篇宣传君臣父子之正道，尤着重于男女关系之“正”。此篇被删去，而同类观点在其它著作中鲜明如故。洪秀全著作的修订本偶而留有个别原引用的孔孟语句，但将孔孟的名字改为“前人”。这些都说明，洪秀全的社会、政治、伦理观点并未变化，他的某些言论的改变并非是思想观念之改变，而只是改变为使孔孟、儒学经典和古人、古书、古事完全失去地位。
洪秀全这种极端态度，可能与他个人的心理经验有关。他早年有病中升天的幻觉，他把幻觉中所见与《劝世良言》互相比附，因而确信这种幻觉是真实的经验。起义前，他有意夸大这一故事以资号召，但起义后迅速而巨大的胜利，使他自己受到强烈的“自暗示”，日益深信不疑，以为自己确是负有特别使命的上帝次子，企图在独尊上帝的旗帜下创造前无古人的局面：上帝的真传已迷失数千年，现在一切都要由独得上帝最新、最真启示的洪秀全从头开辟。当时有人说他“自圣公然蔑古圣”，唯其因为“自圣”，所以就要排斥一切“古圣”。
与否定儒学地位的同时，太平天国在1853年4月开始出版基督教圣经，在此后十四个月内连续出版了《旧约》共六种、《新约》一种。1853年夏秋间，太平天国又实行新的印书制度，将其出版物统一编目、盖印，宣布只有在每本书上盖有“旨准”印的“旧遗诏书”（即旧约）、“新遗诏书”（即新约）和“天命诏旨书”（即洪秀全和经他批准的太平天国著作）三类书才准阅读流传。这意味着加强思想的统治。洪秀全否定孔孟、使孔孟和古人失去地位，是这类措施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树立一种新的思想权威，使新旧约圣经和他们自己的著作成为唯一的经典。
如把这样的政策贯彻到底，就会使太平天国隔断中国的历史文化；至少在太平天国允许流传、阅读的书籍中失去中国的历史，而只留下一些外国神话。这引起了太平天国内部的异议，没有受过教育、但唯一能与洪秀全抗衡的杨秀清乃成为他们的代表。和洪秀全不同，杨秀清周围有一批帮助工作和司笔墨的知识分子，其中既有卢贤拔、曾水源、曾钊扬等早年参加金田起义的农村垫师，也有后来参加的被称为太平天国女状元的南京人傅善样。这些人接受了拜上帝的信仰，比较熟悉中国的历史、文化，宽容孔孟儒学的政策是符合他们的心态的。他们和杨秀清朝夕过从，会对杨秀清产生影响。1854年3月杨秀清以天父上帝名义关于四书十三经和史书价值的讲话，就是首先对傅善祥说的，所形成的记录——洪秀全不能不服从的“天父圣旨”，可以说是杨秀清与傅善祥等讨论的结果。当然，杨秀清本人也不是被动的。他虽识字不多，又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但很熟悉、很钦佩民间故事中的许多历史人物和他们的英雄事迹。中国传统文化的衍续，在上层社会是依靠经史典籍的教学；在下层人民中，民间故事的流传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民间所流传的英雄人物的言行，大多体现了儒家的一套社会政治伦理观点。
洪秀全、杨秀清在1856年发生了流血斗争。学者多认为这是权力斗争。但除了权力斗争外，他们之间也有重大分歧。早年，他们对进军北方、还是进军江南有分歧(参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第193—216页。)。建都南京后，如上所述，对儒学的态度有分歧。在洪秀全连续出版旧、新约圣经七篇以后，杨秀清忽于1854年7月又以天父上帝名义下令禁止继续出版圣经，在太平天国造成了震动(《天父天兄圣旨》，第110—111页。)。在洪杨间的分歧中，杨由于具有天父代言人的地位而获胜；但杨在1856年被杀，所以洪仍是最后的胜利者。被中止出版的新、旧约大约在杨死后一年恢复出版；禁绝儒学虽曾小有松动，基本上仍坚持到底。但洪秀全禁绝儒学主张的胜利，使太平天国由此而较难吸引知识分子，从而影响了太平天国革命的顺利发展，并成为其失败的一个的重要原因。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3期】
参考资料：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QSYJ/ZTYJ/TPTG/06/13/2005/72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