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监督意识存在偏差。纪检监察机关是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党章赋予纪委监督执纪问责职责，监察法赋予监委监督调查处置职责，无论纪委还是监委，监督职责都处于基础性地位。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性质，决定了纪检监察干部在履行职责时，既是监督的主体、监督的实施者，也是监督的客体、被监督的对象，必须无条件地接受方方面面的监督。但是，少数纪检监察干部只注重监督别人，手电筒只对别人照，没有把自己摆进去，甚至对监督存在抵触情绪，存在特权思想，不愿接受监督；少数纪检监察干部存在“好人主义”和护短思想，对内部监督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导致对纪检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存在宽松软现象。
二是监督力量相对薄弱。监察体制改革前，对内部机构设置聚集主责主业，力量注重于执纪审查的配备，对内部监督机构的设置相对薄弱。如，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设立了干部监督室，但县级以下纪检监察机关多数是与相关纪检监察室合并设立，没有单独设立干部监督室，实际工作中经常从事审查调查工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纪检监察干部内部监督的质效。主要表现为对纪检监察干部日常监督的方法不多、手段缺乏，通报曝光力度不够，震慑力不强，监督措施不到位。
三是监督机制不够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越来越重视对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提出了“谁来监督纪委”“打铁还须自身硬”“打铁必须自身硬”“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等一系列要求，出台《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与《监督执法工作规定》，对监督执纪各环节进行严格的规定。特别是《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与《监督执法工作规定》都专门强调监督管理，强化对纪检机关和纪检干部的教育监督管理。监察法第七章，用大量篇幅强调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尽管目前出台了许多内部监督管理文件和规定，但有的到基层操作性不强；有的对干部八小时以内“工作圈”管理监督的多，对八小时以外“生活圈”“朋友圈”管理监督的少；对违反审查调查工作程序等环节管理监督的多，对关键岗位和风险防控的制约不够，导致部分工作制度和规则执行不够到位，影响了监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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