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鲁迅：《亥年残秋偶作》
这是一首写于1936年秋天的诗句，可以看作鲁迅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前途渺茫、身心疲惫。作者面对苍茫的尘海和萧瑟的秋风，心中充满无可归依的惊惶，因为星斗已经西斜了，却还听不到报晓的鸡啼。我们不难体会整首诗弥洒着一股浓烈的阴冷气息，由此可知晚年的鲁迅生活在何等阴郁的心境之中。其实，阴郁、沮丧的消沉情绪一直伴随着鲁迅，最早可追溯到少年时代家境由小康坠入困顿的时候，稍懂人事的他饱尝绍兴人的冷酷与势利，在心灵深处被播上了感受人生阴暗面的种子。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1】而且，此后他无论是负芨去南京求学、日本留学，还是归国后在老家工作、去北京讨生活，更无论是从北京南下厦门、广州，继而由广州去上海定居，都处处陷在碰壁的困窘当中。每次碰壁，他就夺路而走，却又总是遇上新的穷途和歧路，仿佛命运之神总是追踪于他，使他感受穷途的幻灭和黑暗的悲哀，自然陷入无法排遣的阴郁之中。
这种阴郁的情绪很自然地流露于鲁迅的笔下，在他为数不多的小说中表现得异常突出：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狂人日记》）
这一夜没有月，未庄在黑暗里很寂静，寂静到像羲皇时候一般太平。（《阿Q正传》）
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祝福》）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得沉寂。（《祝福》）
窗外只有渍痕班驳的墙壁，贴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在酒楼上》）
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灯光照着他的两脚，一前一后的走。有时也遇到几只狗，可是一只也没有叫。（《药》）
这时的鲁镇，便完全落在寂静里。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另有几条狗，也躲在暗地里呜呜的叫。（《明天》）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进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缝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故乡》）
从此完全静寂了，暮色下来，绿莹莹的长明灯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神龛，而且照到院子，照到木栅里的昏暗。（《长明灯》）
潮湿的路极其分明，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孤独者》）
一天是阴沉的下午，太阳还不能从云里面挣扎出来，连空气都疲乏着。（《伤逝》）
不难看出，鲁迅似乎已将他所要讲述的故事背景定格：要么是黑漆漆的暗夜，要么是阴沉沉的冬日，最关键的词语就是寂寥与昏暗，从里到外都透着森森的寒意，让人惊悚甚至不寒而栗。这些风景描写无一例外都指向鲁迅生活的故乡——越地绍兴。如此描摹故乡的风物，往往会使人产生这样的认识：越地是一个暗无天日的世界，狰狞、丑陋而阴暗无趣。事实上，来过绍兴的人都知道，绍兴作为江南水乡，以山明水秀的自然景观著称于世。如“千岩竞秀”的会稽山，“幽意无断绝”的若耶溪，“绿水去何长”的剡溪，还有“连峰数十里”的沃洲山，“轰雷千尺破银河”的五泄瀑布，处处山川秀美，风光诱人。并且，高密度的水网分布于田野之间、村庄周围、农舍两旁，还有河边的纤道，河中的渔舍，水上的乌篷船，路旁的小凉亭，无不充满诗情画意。举目皆是石拱桥，俯瞰则是小桥、流水、人家。这样一个“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材”的好地方怎么在鲁迅的笔下变得如此狰狞而阴暗呢？
日本当代著名文艺批评家柄谷行人曾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比较了“风景”与“名胜古迹的风景”之不同。在他看来，“风景”指的是“从前人们没有看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没有勇气去看的风景”【2】，相当于康德所说的“崇高”，它不同于那种通过想象力在对象中发现的合目的性的自然美，如“名胜古迹”等。如此来看，柄谷行人提出的“风景”是指需要主观能动性的参与才能获得的一种合目的性的快感。这种“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接在一起的，即“风景不是由对所谓外界具有关心的人，而是通过背对外界的‘内在的人’发现的”【3】。“换言之，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4】。毫无疑问，这里的“内在的人”是指从内面出发的思考者，即注重自我感受和自我意识的人。当然，“风景之发现”在柄谷行人那里是作为对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进行批判的一种方式，以此来颠倒/改写惯常的日本文学史。如果排除以“风景之发现”这一理论武器颠倒中国新文学史的企图，而仅是把柄谷行人提出的“风景”与鲁迅小说中的风景对应起来，我们发现二者有着许多相通之处。首先，鲁迅笔下的风景也不是“名胜古迹”；其次，鲁迅笔下的风景也是发生了某种根本性倒错的结果；还有，鲁迅笔下的这些风景此前作为事实存在着但谁也没有看到。这样，就使我们很容易理解鲁迅何以只是描写越地凄清阴冷的景色，而对美丽宜人的一面忽略不见这种状况。因为说到底，鲁迅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是一个“内在的人”，从自我感受出发，背向日常性的、经验性的事实，所以发现的风景不仅仅存在于外部，而且还有着内面的颠倒，“这种颠倒是与风景从形象中被解放出来而作为‘纯粹的风景’存在之这一事情同时发生的，亦是同一性质的东西”【5】。
因而，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用真实与否来衡量鲁迅小说的风景描写，比方说它是否符合当时的越地风光等？这些风景在这里作为“能指”不断地显示着作者内面性的某种东西，但不是作者的“内面”在此得到了表现，而是它显露的含义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作者内面性的象征。内面性和单纯的自我意识/感受是不同的，它还牵涉到许多超经验的东西，比如观念内化与文化影响等。对于鲁迅来说，其内面的表现之一——文化影响无疑是多方面的，如西方的，东方的、中国的，还有现代的与传统的。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文化总汇中，中国传统文化对鲁迅的熏陶与浸润是无与伦比的。其中，尤其是地域文化——越文化对他的影响更大。
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融合了华夏、南蛮、东夷、北狄、西戎等古老民族集团而形成的社会大家庭。由于疆域辽阔、生态环境相异、语言风俗不同等多方面的原因，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自然表现出地域性的差异。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缘于地域存在着许多文化类型，择其主要的来说，黄河流域是汉文化，长江上游是蜀文化，长江中游是楚文化，长江下游和浙闽一带则是越文化。大量历史资料证明，越文化是由生活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古代越族创造、发展而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河姆渡文化是古越文化的典型代表。越文化在物质层面上以稻作、印纹陶、青铜剑、蚕桑和造船为主要形态，而在精神层面上则以“被发文身”、“跣足”、“左衽”、“从妻居”、“信鬼神，好淫祀”、“皆好勇”等为特征。这种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很大不同，后来由于战争、灾害以及民族融合等因素，具有完整文化系统的越文化渐趋衰败，与中原儒家文化逐步融为一体。不过，构成越文化系统的种种文化要素却在广大的越地得以不同程度的传承。广大越地因而兼收并蓄，具有了比中原地区更为复杂的文化特征。同属儒家文化圈的封建礼教、伦理纲常在越地则由于原始宗教成分的介入，显得比中原地区更为苛刻和不人道。【6】比如“好勇轻死”和“信鬼重祀”的习俗使越人相信“阴阳两个世界”的存在，因而他们特别信奉“灵魂不死”和“命运轮回”的观念。这种观念与封建礼教的“吃人”观结合起来，就使越人更加麻木于封建礼教戕害人性的本质，因为“灵魂不死”使他们不在乎现世的死亡，转而把希望寄托于来生，自然而然淡化了礼教杀人的行为。再如儒家的伦理道德观以及三纲五常在这个地区推广起来，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来得激烈，因为“中庸”、“忠”、“孝”、“贞节”等观念与强悍好斗、野性十足的越人性格冲突非常大。但是，一旦越人接受了这些规范，就比其他任何地方实践得更彻底。这些无疑是越文化较之中国传统文化更为落后的一面。
鲁迅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越地度过，而且又是童年和少年时代。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一个人个性、性格、气质形成的关键期，因此，鲁迅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越文化的全面影响，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已有许多论者论及越文化对鲁迅创作的影响，大致集中在越文化作为优秀的文化传统对鲁迅的性格特征、精神气质、思维方式等造成深刻影响之方面，如陈越在《论鲁迅的越文化背景》一文中指出鲁迅的“硬”与“韧”的性格和崇实、批判的思维方式就得益于越文化深厚的传统。他说：“越文化悠久厚重而优秀的传统，是鲁迅得以生根、发芽、成长的土壤。鲁迅是从区域文化的‘母体’中，获得了文化‘基因’，吮吸了最初的‘乳汁’，奠定了他今后健壮‘发育’的基础”【7】。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只论述越文化以优秀的一面（正面）影响鲁迅无疑是片面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事实上，越文化落后的一面（负面）对鲁迅的影响更加深重。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里“世人的真面目”是那样的狰狞龌龊，裸露出越文化中那些腐朽、落后的因素来。如果鲁迅不是身在其中，怎能看得如此深刻呢？
越文化与封建礼教、伦理纲常思想结合后所形成的带有封建性、野蛮性的陈规陋俗直接在鲁迅身上发生作用，影响是非常大的。以鲁迅的婚姻爱情为例，1906年他奉母命从日本归来与素未谋面的朱安结成夫妻，品尝了旧式婚姻酿成的苦酒，在之后近20年的时间里，过着压抑人性的禁欲生活。直到1925年与小他近20岁的许广平相爱，他仍然处于矛盾之中，正如王晓明在《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中所分析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和许广平相爱而终于同居，在上海建立新的家庭，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举动。正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生命意志的执拗的力量，表现了背叛传统礼教的坚决的勇气，表现了一个现代人追求个人自由的个性风采。但是，也恰恰在这件事情上，他内心深处的软弱和自卑，他对传统道德的下意识的认同，他对社会和人性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都表现得格外触目。一个人一旦相信爱情，就不再是虚无主义者，鲁迅能够打开一个缺口，也就应该可以冲出‘鬼气’的包围，如果这样来看，他和许广平的同居就正显示了他对自己命运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但是，他在冲出包围的途中，要经历那么多的犹豫和权衡，这会不会使他终于争取到手的幸福，不知不觉就变了味呢？男女爱情，这本是为人的一项基本乐趣，倘若你必须要耗费那么长的生命，经历那么深的痛苦，才能够获得它，你还能说它是一项乐趣吗？用太多痛苦换来的幸福，它本身已经不是幸福，它甚至会变成一笔三债，将承受者的脊梁压弯。因此，我一想起鲁迅硬拉许钦文同眠一室的情景，先前那因他们同居而产生的欣喜心情便迅即消散。鲁迅是获得了胜利，可恰恰是这个胜利，宣告了他将难得再有真正的胜利。”【8】可以看到，越文化的负面部分紧紧箍绕着鲁迅，即使在他觉察到传统的落后、愚昧与陈腐，以及亲身感受到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时，亦无法摆脱。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前行的步伐和勇气，使自己难免沉陷于更浓重的孤独和寂寞的体验之中，显得怀疑而悲观。
另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的越文化兼收并蓄、自成体系，它与儒家文化结合后形成的价值观念和为人处事的原则对鲁迅耳濡目染，造成了鲁迅骨子里仍然是一个传统文人的内质。王晓明曾深刻地指出：“看到他那样固执地拒绝品尝悲观主义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义来代替它，就是用虚无主义来冲淡它；看到他那样依赖身外的精神价值，总是不断去寻找集体性的社会和政治理想，来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据；看到他那样注重现实功利，几乎凡事都以它为重，很少有超越现实的兴趣和愿望；看到他那样害怕作社会的旁观者和边缘人，一旦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旁观席上，就不自觉地想要重返中心——我才真正明白了，他身上的文人性有多么深刻，在骨子里，他其实还是一个文人，一个孔墨和庄子的血缘后代。”【9】不用说，正是这种传统文人的气质消弭了鲁迅作为越人“好勇善斗”的一面，使他在不惮前驱中做不成“中军主将”，只能做一个呐喊者，然而，呐喊者毕竟不是前驱者，呐喊之声只能用来慰藉前驱者的寂寞、打破他们所面临的孤独而已。美籍学者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敏锐地感觉到：“鲁迅意识的特点呈现出一种深刻而未获解决的冲突：一方面既有全盘性的反传统思想，但另一方面却从知识和道德的立场献身于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因而，他进一步指出：“鲁迅意识的冲突，并不在于情感和思想这两个范畴之内。换言之，因为鲁迅出于理性上的考虑和道德上的关切，在完全拒绝中国传统的同时，又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某些成分是有意义的。”【10】这种深刻的矛盾意识自然而然就导致了鲁迅对命运抗争的不彻底性，最后加深了他的悲观绝望情绪。最明显的例子是他虽然摆出了激烈反传统的姿态，甚至劝告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但他自己却依旧沉浸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中。“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一切既然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本能——由悲观情绪向虚无主义转移，自然就成为鲁迅摆脱精神痛苦的最佳方式，使他堕入了虚无主义的深渊。
由此可知，越文化对鲁迅的影响是深刻的，负面影响尤其深重，它们积聚在鲁迅身上，使他一直处于阴郁而痛苦的心境之中。悲观、绝望、怀疑一切及虚无主义这些实际上成为了鲁迅内面性的构成要素。所以，我们认为，在鲁迅在小说中，俯拾皆是的阴冷风景描写正是他阴郁悲观情绪的象征。这种“风景之发现”就是他内面性的必然表现。
注释：
【1】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9页。
【2】（日）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文版作者序》（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页。
【3】（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2页。
【4】（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页。
【5】（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3页。
【6】必须指出的是，中原汉族由于受孔子的影响，宗教观念是比较淡薄的，甚至在佛教传入中国后，许多人表面上信奉佛教，其内心仍抱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修》）、“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的态度。
【7】陈越《论鲁迅的越文化背景》，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6期。
【8】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132页。
【9】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240页。
【10】（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
参考资料：SORRY哦~是摘抄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