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提假设：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一种修正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弗洛姆逃避自由理论的前提假设，作为新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弗氏在这个问题上修正综合了两者的理论成果。
弗洛伊德接受了传统的性恶论，认为人具有反社会倾向，人与社会的关系基本上是冲突对立的。社会在满足人的某些无法消除的生物冲动（drives）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地净化并巧妙地抑制人的这些基本冲动；而且只有当社会有效地压抑了人的这些自然冲动时，被压抑的冲动才会变成变成具有文化价值的奋斗动力（strivings）和文化的人文基础，他用“升华”一词来表示这种由压抑而成为文明行为的奇妙转变。这样，在弗洛伊德那里，对人的压抑与社会文明的进步是成正比的，即“压抑越大，文化程度便越高（患神经症的危险也就越大）”。（详见P11-12）
马克思认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人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人”即自然的人；其次是“现实的个人”，即社会的人；再次是“具有二重性的人”即人既是“个人的存在”又是“社会存在物”；同时，马克思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理解人与社会关系，认为人在本质上是所有社会关系的综合，这里人的社会性与弗洛伊德的人的反社会性理论上有明显不同的。
弗洛姆的修正与综合——弗氏认为：“社会进程的基本单位是个人、个人的欲望与恐惧、激情与理性、选择善恶的倾向。要认识社会进程的动力，就必须认识运作于个人内部的心理进程之动力，正如要认识个人，就必须把他放在塑造他的文化环境里加以考察”。（P5）在这里，弗洛姆明显表达了两种含义，前者可以说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后者可以说是马克思意义上，但这又不是两者的简单相加，而是经过了作者的一个有机的扬弃和整合。
（二）人的个体化进程——人是如何自由的？
1.人的个体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
第一，从人类社会的历史角度看，弗洛姆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开始于他在与自然世界的一体化状态中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与周围的自然及人相分离的实体之时。个体化指的是“个人日益从原始纽带中脱颖而出的过程”，这一过程在现代历史上从宗教改革至今的几个世纪达到巅峰。（详见P20）
第二，从动植物种类演化角度看，人类历史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一个个体化和自由不断加深的过程。弗洛姆认为：“动物发展程度越低，它对自然的适应能力就越强，它的所有活动便越受本能和反射行为机制的控制，某些昆虫的社会化组织都完全是本能使然。相反，动物的发展程度越高，它的行为模式的灵活性就越大，出生时的结构调整功能就越不完整，人就是这种发展的顶点。降生伊始，人是所有动物中最无助的。他对自然的适应基本以学习过程为基础，而不是受本能的决定”。也就是说，“当本能的固定行为的缺乏超过一定限度时，当对自然的适应不再有强制特征时，当行为模式不再受先天的机制限制时，人便开始存在了。换言之，人的存在与自由自始便是密不可分的”。（详见25）
2.母亲与婴儿关系、伊甸园故事的象征性意味
儿童出生后便断绝了与母亲的一体化状态，成为与之完全分离的生物实体。然而，尽管生物上的分离是个人存在的开始，但在功能上，儿童在相当时期内仍与母亲一体。……形象地说，在个人完全切断束缚他进入外面世界的“脐带”之前，他无自由可言；但这些纽带给了他安全，使他有归属感，他感到生命的根。我想称这些先于个体化进程而存在，并导致个人完全出现的纽带为“始发纽带”。它们是器质性的，因为它们是常人发展的一部分；它们意味着缺乏个体性，但同时又赋予个人以安全和导向。它们是联结母与子、原始共同体成员与其部落及自然或中世纪人与教会及其社会阶级的纽带。……由胚胎到真正的人的相对突然转变，还有连结母子的脐带被割断，标志着婴儿独立于母体。（P20-21）
《圣经》中人被逐出天堂的神话景象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由的基本关系——这个神话把人类历史的开始与行为选择等同起来，但它的重点在于这个首次自由行为的罪恶及由此而生的痛苦。……从代表权威的教会角度来看，这在本质上是罪恶的。然而，从人的角度来看，这却是人类自由的开始，违背上帝的命令意味着把自己从强迫状态下解放出来，意味着从无意识的前人类生命存在状态中走出来，跃升到人的阶段。从人的积极角度来看，违背权威的禁令，犯下罪恶，正是首次自由行为，也就是第一次人的行动。神话中的罪恶在形式上是违抗上帝的命令，在物质上则是吃了知识之树的果实，作为一种自由行为，不服从行为则是理性的开端。……新获得的自由成了诅咒，他摆脱了天堂甜蜜的束缚，获得了自由，但却无法自由地治理自己，无法自由地实现个性。26-27
3.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封建社会的解体与个体化的高潮
中世纪是“人的觉醒”的时代，这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从社会结构上看，随着封建社会等级结构的瓦解，中世纪的社会制度及它所带来的稳定与相对安全均被破坏，人们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并非是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确定了的、毋庸置疑的，开始以一种积极的、怀疑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在社会等级结构中的序列。“这种对中世纪社会结构进步性摧毁的结果，便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诞生”。34
从经济的角度看，随着资本主义的开始，人从集体制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人在经济秩序中天经地义、无庸置疑的固定位置同样不复存在了。每个人为了自己的未来，必须努力奋斗，“任何事情都依赖自己的努力，而非他的传统社会地位的安全保护”，这种允许人自谋生路、个人对自己负责、主宰自身命运的观念和行动解放了个人，使人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从而人的主体性意识也更为明确和自觉。43-44
从宗教的角度看，人的解放和觉醒就显得更加明显。与天主教传统相比，路德和加尔文理论体系的最大特点是，他们剥夺了教会的权威，赋予人在宗教事务中的独立性，人不用通过教会就可以和上帝建立联系。这样一来，个体的信仰及救赎就完全成为“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其中负全责的是个人，而绝对不是一个能给予他无法亲自得到的东西的权威”。作者认为，这一特点构成了现代社会政治和精神自由进步发展的一个源泉，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国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根据自由的辩证特点，新教所带来的现代自由的另一方面是它带给个人的孤立与无能为力。这里存而不论）53
（三）自由的二律背反——自由对人意味着什么以及人为什么逃避自由？
二律背反（Antinomies）是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I.康德提出的一个基本的哲学概念，指双方各自依据普遍承认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公认为正确的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冲突（或通俗地说，一个原因同时产生两个矛盾的结果）。
自由的二律背反指的是自由一方面使人获得了独立感和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又使人没有安全感、陷入孤立，并使人产生逃避自由的冲动（这两个结果是同一原因造成的，且同时为真，但又是互相矛盾的）。关于自由的这一命题是本书的重点，也是弗洛姆反反复复地在多处提到的一点。
（四）逃避机制：权威主义和机械趋同——人是如何逃避自由的？
1.受虐—施虐冲动、权威主义人格与纳粹主义的心理学分析
（1）权威主义的逃避机制
第一，定义
这种逃避机制指的是“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或者换句话说，欲寻找一个新的‘继发纽带’，以代替已失去的始发纽带。这种机制的更明确的形式在于渴望臣服或主宰，即我们所说的受虐—施虐冲动（它们都是对无法忍受的孤独的一种逃避），它们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常人及精神病症患者身上”。97-98
第二，受虐冲动与施虐冲动
受虐冲动最常见的方式表现为深感自卑、无能为力、个人的微不足道。具有受虐冲动的人有一种倾向，“贬低自己，自甘懦弱，不敢主宰事物。这些人非常有规律地呈现出极度依赖于自身之外的权力、他人、机构组织或自然。他们不敢伸张自我，不去做想做的事，而是臣服于事实上或假想的这些外在力量的命令。他们常常无法体验‘我想’或‘我是’的情感。总的说来，他们觉得生活整个就是某种强大无比的东西，根本无法主宰或控制。”98
施虐冲动通常有三种表现形式或倾向，它们或多或少地缠纠在一起。一是让别人依赖自己，以绝对无限的权力统治他们，以便让他们仅仅成为自己手中的工具，像“陶工手中的泥土”。二是不但有以这种绝对方式统治别人的冲动，而且还要剥削、利用、偷窃、蚕食别人，把别人吸净榨干，不但包括物质，而且还包括情感与智慧之类的精神方面（这种控制深入到灵魂，渗透到人最私底的部分）。第三种施虐倾向是希望使别人受磨难，或看别人受磨难。磨难也可能是肉体上的，但多数是精神上的折磨。其目的是主动伤害、羞辱他们，让他们难堪，要看他们狼狈不堪的窘相。99
人们常常忽视了施虐者与其施虐对象关系之间的一个方面，这里有必要专门加以强调，即，他依赖于施虐对象。……施虐者需要他所统治的人，而且是非常需要，因为他的力量感是植根于统治他人这个事实的。这种依赖有可能完全是潜意识的。100
受虐与施虐冲动的共同根源——受虐和施虐冲动都欲帮助个人摆脱难以忍受的孤独和无能为力感。通过对受虐者的心理分析及其他经验观察，有显著的证据表明，他们恐惧孤独和自己的微不足道。他们在主观上经常意识不到这种情感，常常掩盖在卓然超群和完美之类的补偿性情感中。然而，只要深入这种人的潜意识领域，就会准确无误地发现这些情感。个人发现自己在消极意义上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孤独一人面对一个被异化了敌对世界。……惊恐的个人寻求某人或某物，将自己与之相连，他再也无法忍受他自己的个人自我，企图疯狂地除掉它，通过除掉这个负担——自我，重新感到安全。受虐冲动便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之一。受虐冲动的方式各异，但其目的只有一个：除掉个人自我，失去自我，换句话说，就是要除掉自由的负担。这是那些有受虐冲动者显而易见的目的，其中个人寻求一个他觉得强大无比的人或权力并臣服之。104
第三，受虐纽带与始发纽带
受虐纽带（继发纽带，将自我托付给自身之外的一个强大的整体）与始发纽带有根本区别。后者是指那些个体化过程完成之前就已存在的纽带。个人仍然是“他的”自然及社会世界的一部分，尚未完全从他的环境中脱颖面出。始发纽带给他真正的安全，让他知道自己归属于何处。受虐纽带是逃避。个人自我是出现了，但未能实现他的自由，巨大的焦虑、怀疑和无能为力感将它淹没了。个人企图在“继发纽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受虐纽带中寻求安全，但这种企图永远不能成功。个人自我一旦出现就无法返回，主观意识上，个人可能觉得安全，似乎也“有所归属”，但在根本上他仍是一个淹没在自我之中苦苦挣扎的一个无力的原子。107
第四，权威主义性格
权威主义性格指的是常人而非精神病症患者身上的施虐—受虐性格。一个具有权威主义性格的人通常具有施虐—受虐特征和冲动，他羡慕权威，并欲臣服于它，但同时又想自己成为一个权威，要别人臣服于他。权威主义性格可以解释纳粹的社会政治结构，它代表了构成法西斯主义的人性基础的人格结构。112
（2）上述逃避机制的一种应用——对纳粹主义的分析
第一，纳粹主义——一个政治经济问题还是一个心理学问题？
在对纳粹主义的科学讨论中，经常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是心理学根本无法解释法西斯主义之类的经济政治现象，二是法西斯主义完全是个心理学问题。140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前者强调经济政治因素而排斥了心理因素，后者则只考虑心理因素而完全忽视了经济政治因素。纳粹主义是个心理学问题，但心理因素本身是由社会经济因素塑造而成的；纳粹主义是个经济政治问题，但它对整个民族的统治主宰是建立在心理基础之上的。141
第二，纳粹主义的社会阶级基础及其性格结构
第一部分主要包括工人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天主教资产阶级。这部分人未作任何有力抵抗便对纳粹政权俯首称臣，但他们也没成为纳粹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实践的崇拜者。从心理学角度看，急于臣服于纳粹独裁政权似乎主要因为人内心的厌倦和屈从状态，这是目前即使民主国家里的个人所共有的特点。第二部分是下层中产阶级，即小店主、手工工匠和白领工人，与工人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天主教资产阶级的消极退缩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全都狂热地拥护纳粹意识形态。141-142
下层中产阶级的社会特征——他们的社会特征与工人阶级、上层中产阶级及1914年战争之前的贵族显著不同。实际上，这部分中产阶级始终具有某些典型特征，爱强者、恨弱者，对感情和金钱偏狭、敌视、节俭，及本质上的禁欲主义。他们的生活目光短浅，怀疑仇恨陌生人，对熟人则充满好奇和嫉妒，将嫉妒合理化为道德愤怒，他们的全部生活以匮乏原则为基础，不但指经济上的而且指心理上的匮乏。143
第三，纳粹意识形态的心理学特征——以希特勒及《我的奋斗》为例
权威主义性格的本质就是同时具有施虐和受虐冲动。施虐冲动的目的在于拥有控制另一个人的无限权力，其中多少夹杂着破坏欲；受虐冲动的目的在于把自己完全消解在一个强大权力中，借此分享它的力量与荣耀。施虐和受虐倾向的原因都在于个人无法忍受孤立，需要借共生关系克服这种孤独。149
渴求权力的施虐冲动在《我的奋斗》中暴露无遗，它是希特勒与群众及其政敌关系的特征。他对群众既蔑视又爱，是典型的施虐，对政敌的破坏欲则是他施虐冲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希特勒对群众的看法是这样的：女人愿意臣服于强壮的男人而不愿统治软弱的男人，群众像女人一样，他们爱统治者而非恳求者，他们在内心里更满意于不容忍任何反对者的理论，而不是主张完全自由。他们常常不知所措，不知用自由来做什么，甚至很容易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他既认识不到给他们带来精神恐惧的无耻，更认识不到他们的人身自由被野蛮地剥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明白这种理论的欺骗性。149-150
纳粹体制下群众的施虐满足并没有被剥夺，他们的施虐对象是德国境内的少数激进及政治团体和后来其他所谓弱小衰退的国家。希特勒及其属僚对德国群众行使权力，他们又教导这些群众对其他国家行使权力，煽动他们去统治世界。152
希特勒本人的受虐渴望表现在他对上帝、命运、必然、历史、自然等超人力量和权力的臣服。这些术语对他的含义与他对群众的意义是相同的，即象征着一个压倒一切的强大权力。158
2.机械趋同、个体的泯灭与现代民主
（1）机械趋同
机械趋同作为另一种重要的逃避机制是现代社会里大多数常人所采取的方式。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按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把自己完全塑造成那类人，于是他变得同所有其他人一样，而这正是其他人对他的期望。“我”与世界之间的鸿沟消失了，意识里的孤独感与无能为力感也一起消失了。这种机制有点类似于某些动物的保护色，它们与周围的环境是那么地相象，以至于很难辨认出来。人放弃个人自我，成为一个机器人，与周围数百万的机器人绝无二致，再也不必觉得孤独，也用不着再焦虑了。但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那便是失去了自我。125-126
（2）个体的泯灭——自我与伪自我
我们可能在主观上觉得思想、情感、愿望甚至感觉都是我们自己的，但是，虽然我们体验到了这些思想与感觉，可实际上它们都是从外面灌输给我们的，是外在的，根本不是自己的，不是我们的所想所觉，等等。128
许多人坚信，只要外在的权力不公开强迫自己做某事，那么他们的决定就是他们自己做出的，如果他们想要某种东西的话，那也是自己的愿望。但这只是我们诸多错觉中的最大错觉之一。我们的许多决定并非真是我们自己的，而是来自外部的建议的结果。我们成功地说服自己做决定的是我们自己，而事实上，由于惧怕孤立，害怕对我们的生命、自由及舒适的更直接威胁，我们与别人的期望要求保持一致。134-135
实际上，只要观察一下人的决策现象，就可以发现人们错误地认为决定是“他们”自己做出的而实际上却屈从于传统、责任或明显的压力，其程度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135
伪活动取代思想、感觉和愿望的原始活动，最终导致伪自我取代原始自我。原始自我是精神活动的原动力。伪自我只是一个代理，它打着自我的旗号，实际代表的却是人被期望所扮演的角色。当然人能扮演许多角色，并在主观上确信他是每个角色里的“他”。事实上，在所有这些角色中，他只是别人期望的他，而他却认为这就是他。大多数人的原始自我都完全被伪自我窒息了。138
自我丧失，伪自我取而代之，这把个人置于一种极不安全的状态之中。他备受怀疑的折磨，因为由于自己基本上是他人期望的反映，他便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自己的身份特征。为了克服丧失个性带来的恐惧，他被迫与别人趋同，通过他人连续不断的赞同和认可，寻找自己的身份特征。138-139
现代社会里个人自动与他人趋同，这加剧了普通个人的无助感和不安全感。所以，他准备臣服于能为他提供安全并使他摆脱怀疑折磨的新权威。139
（3）现代民主体制下的个人
在讨论心理结果时，我们已表明这种无能为力感会产生两种逃避方式，一是权威主义性格的逃避机制，另一种是强制趋同机制，其中孤立的个人变成机器人，失去自我，但同时又在主观意识上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只服从自我。163
传统信念认为，现代民主制度把个人从所有外在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了真正的个人主义。我们引以为荣的是我们不屈服于任何外在权威，我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感情，并想当然地认为这个自由几乎自动地保证了我们的个性。然而，表达我们思想的权利，只有在我们能够有自己的思想时才有意义。只有内在的心理状况能使我们确立自己的个性时，摆脱外在的权威，获得自由才是永久的。162-163
现代人生活在幻觉中，他自以为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而实际上他想要的只不过是别人期望他要的东西。要使大家接受这个真理，就必须认识到，弄清楚一个人真正想要什么并不像多数人想的那么容易，而是人必须解决的最大的难题之一。170
自我的丧失加剧了趋同的必要性，因为它使人对自己的身份深表怀疑，如果我认为的我就是别人期望的我，我不是我，那“我”是谁？171
我没有个性，没有自我，只有别人期望我成为什么样子的自我的映象，我就是“你所期望的我”。172
个性的丧失使得趋同更为迫切，它意味着只有严格按照他人的期望生活，才能确信自我存在。否则就会有危险，不但可能被唾弃和日益遭受孤立，而且有可能丧失人格的个性，这意味着对健全的精神构成威胁。172
通过与他人的期望趋同，不与众不同，这些对自己个性的疑问便悄无声息了，人也获得了某些安全。然而，代价实在太昂贵了。放弃自发性与个性，其结果是生命受阻。从心理角度讲，尽管人仍是个活生生的生物体，但他已成了一个机器人，在情感和心智上已经死亡。虽然还活着.可他的生命却像沙子一样从指缝里溜走了。掩藏在现代人满足与乐观主义表面之下的是深深的痛苦不幸。172
参考资料：弗罗姆著，刘林海译：《逃避自由》，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