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和生育率一旦跌至1.5以下，便意味着掉入低生育率陷阱。若不大力倡导生育，生育率很难再恢复至1.5以上。最近，民政部部长李纪恒在其文章中指出，我国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较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正处于关键转折期。为了引导生育水平提升并稳定在适度区间，增加劳动力供给，李纪恒的文章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低于1.5，便被视为跌破警戒线。因为生育率一旦跌至1.5以下，便难以逃脱低生育率陷阱。若想让生育率重新回升至1.5以上，必须大力鼓励生育。鉴于我国、日本和韩国均属于东亚国家，且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下面将以日本和韩国为例，说明低生育率所带来的危机。
在1946年至1948年，日本曾出现过短暂的婴儿潮，总和生育率一度超过4。然而，在1948年，日本政府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鼓励节育的措施，随后生育率逐步下降，到50年代末降至2.1的更替水平。此后，直到70年代中叶，日本的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上下波动，没有明显的变化。1989年，生育率创1.57新低时，震动了日本政府和国民，被称为“1.57危机”。到了1995年，日本的生育率首次低于1.5，并在2005年跌至1.26。尽管日本政府实施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2015年生育率回升至1.45，但一直未能提升至1.5以上。近年来，日本的生育率基本保持在1.4左右。
为应对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日本不断上调退休年龄。目前，日本的退休年龄为65岁。2021年4月实施的一项法律修订案呼吁企业允许员工工作至70岁，以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政府甚至提出了“终身不退休”的规划。
韩国作为一个地狭人稠的国家，上世纪60年代初生育率高达6。因此，1962年韩国全面推行鼓励少生的政策。随后，韩国生育率急剧下降，1995年总和生育率降到1.63。90年代中叶，韩国政府取消了鼓励少生的政策，以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然而，政策调整后，韩国生育率并没有回升，2004年更下降到1.2。2005年，韩国通过并实施了《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基本法》，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但韩国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以来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垫底。2017年，韩国生育率降至1.05，2018年更是跌破1，成为全球生育率唯一进入“零字头”的国家。2019年，韩国生育率跌至0.92，依然是全球最低。
近年来，由于存在二孩堆积效应，我国生育率略高于日本。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至2019年生育率分别为1.58、1.495和1.47。但其中有0.3—0.4的生育率可归因于二孩堆积效应，扣除二孩堆积效应，这几年的生育率仅为1.1—1.2。
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趋势早已体现在一孩生育率的持续低迷。2010年到2015年，抽样调查的一孩生育率分别仅为0.73、0.67、0.80、0.78、0.72、0.56。女性推迟或放弃生育都可能拉低一孩生育率。如果只是推迟生育，一孩生育率会先降后升；但如果是放弃生育，那一孩生育率下降之后不会回升。实际情况可能介于两者之间，特别是很多推迟生育的女性，之后即使想生也未必如愿。从近年一孩生育率总体不断走低且持续如此之久的情形来看，未来生育率回升空间十分有限。
低生育率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生育率低迷的根本原因，是生育意愿低迷。根据KGSS（韩国综合社会调查）、JGSS（日本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而根据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年至2016年，中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可见，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不但显著低于日本，也显著低于韩国。
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低迷，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偏高。例如，据《2019年全国50城房价收入比报告》，深圳房价收入比是35.2——也就是说，深圳的普通家庭不吃不喝，平均需要35.2年才买得起一套房子。上海、北京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5.1和23.9。高房价极大地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第二，育儿成本高昂。在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平均每年的花费是3万元，从出生到18岁就需要50多万元。在一二线城市，育儿成本更高。例如在上海，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的调查研究，养个孩子从出生到初中要付出约80万元，堪比发达国家。然而中国一二线城市的白领工资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3。而且，在中国养育孩子还面临看护困难。原国家卫生计生委2015年的调查显示，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第三，中国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许多职业女性面临要升职还是要生孩子的两难选择。在职场上，女性被要求和男性付出的一样多；而女性在生育和家务的角色上，社会也要求女性付出更多。女性的高工作率加上托儿所奇缺，使很多双职工家庭担心无人看护小孩，从而压抑生育意愿。第四，中国的流动人口特别多。持农村户口的年轻人普遍在城市打工，他们的生育意愿更接近于城市里的年轻人，所以生育的压力和意愿都不容乐观。第五，综合以上几点，可以说，要提升中国的生育率困难重重。而且，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只有1万美元，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只有60%左右，未来，随着人均GDP和城镇化率的进一步提高，生育率将会进一步下降。
有人认为，鼓励生育也没用，日韩不是例子吗？但如果日韩不鼓励生育，现在的生育率会更低。生育率的下降，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可以称为“低生育率深渊”。事实上，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比日韩低得多，中国将来的生育率也会比日本更低，或许会与韩国和新加坡持平（新加坡近年来的生育率在1.1左右）。按照现在韩国和新加坡的生育率，每代人口会减少一半。况且，人口急剧萎缩，也意味着规模效应的持续弱化和综合国力的衰退。因此，要缓解未来的低生育率危机，中国必须尽快放开限制，并大力鼓励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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