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0-01-17
【变法图强】
在战国七雄中，秦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六国卑秦，不与之盟”，当时秦被称为西戎。公元前361年，新国君秦孝公即位。他感到秦国外受强邻的欺压，内有贵族的专横，决心奋发图强，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秦孝公为了寻求改革贤才，上任伊始，就下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当时在魏国得不到重用的商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国求见孝公，得到重用。因此，秦孝公的发奋图强是商鞅变法的前提。可以说，没有秦孝公的图强图变，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商鞅变法。
商鞅到了秦国之后，很快得到了秦孝公的接见。但他并不了解秦孝公的真实意图。一见孝公，说了些“帝道”之类不实在的空话，以致孝公“时时睡，弗听”。二见孝公，说得更多，但也是“王道”之类的大话，均不中孝公之意。三见孝公，因言及“霸道”，孝公终于感到“可与语矣”。四见孝公，“以强国之术说君”，孝公“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孝公四见商鞅，表现了他求贤若渴的心态，也表现了他的宽容和耐心。同时还可以看出，秦孝公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不喜欢那种空洞无物的大道理。
改革必然要触及既得利益，必然会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对。秦孝公没有采取强制压迫的办法，而是把大臣们召集在一起辩论，以理服人。既让主张改革的商鞅说话，也让反对改革的甘龙、杜挚说话，各自把自己要说的东西都讲出来，看看谁更有道理。直至商鞅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使反对派哑口无言，才称之为“善”，才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这说明，秦孝公是民主的，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也是善于统一思想的。
既用商鞅，孝公对其信任始终如一。在变法前商鞅曾要求秦孝公答应他三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国君对变法主政大臣必须深信不疑，不受挑拨离间。否则，权臣死而法令溃。秦孝公欣然答应，并说：“三百年来,变法功臣皆死于非命，此乃国君之罪也。你我君臣相知，终我一世，绝不负君！”孝公言行一致。在商鞅改革之初，“百姓苦之”；商鞅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王者”，秦孝公始终没有动摇对商鞅的信任，甚至孝公在病重时，曾打算把君位让给商鞅。正是因为这样的信任，才使商鞅能放开手脚推行改革。
孝公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以实际行动支持商鞅的改革。改革前，孝公就允诺商鞅，真法不避权贵。新法一旦推行，举国唯法是从，即或宫室宗亲，违法亦与庶民同罪。新法实施以后，遭到了一些旧贵族的强烈反对，这些旧贵族暗暗串通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挑动太子驷犯法，企图打开一个缺口，破坏整个变法事业。商鞅毫不动摇，对秦孝公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秦孝公完全同意。考虑到太子是国君的继承者，不能用刑，便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一个割了鼻子，一个脸上刺了字。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新法了。
新法推行了十年，秦国百姓都非常高兴，路上没有人拾别人丢的东西为己有，山林里也没了盗贼，家家富裕充足（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人民勇于为国家打仗，不敢为私利争斗，乡村、城镇社会秩序安定（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当初说新法不方便的秦国百姓又有来说法令方便的（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这都是扰乱教化的人（此皆乱化之民也）”，于是把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此后，百姓再没人敢议论新法了（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