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意义有这些：
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
2.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制外国资本输出的侵略的作用。
3.尽管洋务企业在兴办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也未能真正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但是,它对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4.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变化,诞生了民族资产阶级。
拓展资料：
洋务运动的最终结果虽然是失败，但是其对中国近代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1)对近代军事的影响:
洋务派一致主张师夷长技以富国强兵，抵抗外国侵略，挽救民族危机。洋务运动，是从军事自强开始的，为实现军事自强，洋务派主要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二是建立近代海防海军，同时改进陆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三是建立近代军事学堂，培养新式陆海军人才。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一大批大型近代军事工业相继问世。
1885年设立的海军衙门，统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清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对外国的侵略势力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使中国军队以近代新式武器装备投入反对日本侵略的甲午战争。开始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进程。
(2)对近代经济的影响:
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资金、原料、交通等方面的问题，于是在"自强"口号兴办军事工业之后，洋务派又在"求富"口号之后开始兴办民用企业，着重点在于采矿、冶炼、航运、铁路等一系列配合军事工业的项目。
在洋务派的倡导下，许多达官显贵以兴办洋务为荣，深深的动摇了从商鞅变法开始的，中国几千年文明中"重农轻商"的概念，促使中国近代经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社会经济中明显增长，对中国近代企业、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对近代政治的影响:
洋务运动的创办者自身的封建性和腐朽性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而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其他的有志之士看到了洋务运动的缺陷，刺激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4)对近代文化的影响:
洋务运动是近代教育的开端。要开始洋务运动，兴办洋务就必须要有精通洋务的人才，但是中国传统的科举制教育却远远无法满足洋务运动对人才的需要。因此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就成了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一项总要的举措。
开办新式学堂，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共创办24所新式学堂，主要为翻译、工程、兵器、通讯、医务等培养新型人才，虽然学堂规模不大，但是依旧打破了古老的科举制度，培养了一批不同于传统的近代科技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打通了社会文化风气，为后面科举制的废除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派遣留学生，为了更系统的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向西方派遣 200 多位留学生，为洋务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西学知识的新式人才，一方面也对中国的教育近代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中国社会迈向近代化准备了最初始的文化条件。
积极作用和意义：
19世纪6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出现了暂时的"中外修好"的和局，清政府统治集团内的一些开明人士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而采取了一系列"自强""求富"的措施,虽然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内忧外患"维护封建统治，但这一运动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并且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国防的近代化。
其意义表现在:
1、洋务运动推动了近代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2、洋务派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
3、洋务运动打开了封建教育制度的缺口;
4、洋务运动促使了国防的近代化。
局限性：
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洋务运动的失败原因:包括传统封建制度的弊端、缺乏完整的计划、主事者识见不足、守旧人士的反对、官僚政风的败坏等。
洋务运动中，洋务派虽然自我标榜"自强新政"，但由于他们都是封建传统思想的卫道者，根本无意于学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只主张学习西方技术，极力反对对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进行任何形式的变革，只是徘徊在封建王国的藩篱中自认为有所新创而洋洋得意，所以最终也没能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表现出"自强"、"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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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历史与社会八下70页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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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为无产阶级日后发展壮大奠定基础。
3.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后来人开始认识到：靠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改革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自强。为革命提供了经验，推动了历史进程。
总体性研究向纵深发展
近年研究文章中，有部分论者从宏观上把握五四运动，从总体上探讨五四运动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也有论者将五四运动放到20世纪的大视野下面进行回顾与反思。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变：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其独特的启蒙性和开创性独立于第一次历史巨变与第二次历史巨变之中，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新旧民主革命)，而且在中国社会进程中也具有划时代性的标志。有研究者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历史巨变的补课，又是第二次历史巨变的起点" 。这样的见解是站在20世纪末来打量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后提出的论断，认识有其独到之处。
五四新文化运动被称为国民"最后之觉悟"，启蒙的结果是人的觉醒与人的思想的解放。石仲泉认为：20世纪中国有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的开端，延安整风和真理标准讨论是五四运动思想解放的继续和发扬光大。 五四的思想解放的影响是深远的，有论者指出：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或政治事件，五四运动有一定的时限，而它所蕴涵的思想认识、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则融入到中国近代政治发展之中。由是观之，文化--政治的历史互动关系。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政治文化逐步由传统向现代转化。
五四精神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五四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有研究者提出："爱国主义是其精神源泉，民主与科学是其中的核心，勇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解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quot;
对五四运动作总体性评价也是研究者谈论较多的话题。有论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三个层面：思想解放层面、文学革命层面、学术解放层面。 另有人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未完成的现代性启蒙。它奠定了中国文化转型的现代方向，但却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而未能完成显得性的价值整合。" 也有论者对五四运动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如对五四运动的主要领袖、基本口号、思想主体等提出新见解。认为"打倒孔家店"并非是五四运动的口号，"激进主义是五四运动的支流，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才是五四精神的主潮。"
具体研究的重大突破
具体问题的探讨涉及到五四运动的方方面面，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全方位的、多元化的、立体的考察。研究没有局限于五四运动的性质、意义、经过等老生常谈的问题，也不止于原有的研究范围。由于研究领域的拓宽，研究视野的伸展，对五四运动的一些具体问题，研究者们挖掘了一些新材料，贡献了一些新观点，使五四运动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首先，对五四时期各个社会界别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研究有新的突破。五四时期各社会界别都牵涉到运动之中，每个界别都作用其中。以往的研究对这方面已有涉及，但仍然忽略了对有些界别的研究。如对省议会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问题。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到目前为止，仅就政治运动方面而言，举凡运动中的学、工、商、农、军界，已均有论及，唯对运动中作为政府与民众之中的中介、并在运动中发挥特别作用的各省议会，尚未见有所论及。" 通过对五四时期省议会在当时的表现研究，论者提出了"省议会是五四运动的支持者和参加者"的观点。这个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又如，对商人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虽以往已经涉及，但具体分析地方商会对运动的态度却研究鲜见。朱英在《上海总商会与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了上海商会在运动中的右翼态度，总商会与中小商人积极支持五四运动是不和谐的，这最终导致了上海总商会的改组。 这个研究就更具体细致，使五四运动的研究更丰满。
其次，五四时期反封建、反传统导致社会风俗的变化，为研究者所注意。有论者指出"五四运动对中国近代风俗产生深刻影响" ，批评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旧风俗，提倡新生活成为当时进步青年的主张；并且，新式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向民众进行移风易俗的宣传，这最终促使五四及五四之后社会风俗的改变。社会风俗的变迁直接导致了家庭婚姻观念的根本变化，这方面的变化同样是研究者微观研究的对象之一。五四时期，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家庭进行了批判，对现代家庭观念进行了探索和建构，从而形成了一种颇具现代色彩且产生广泛影响的家庭改革思潮。有论者指出："对传统家庭观念的重新审视和对新家庭观念的重建，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传统的突破口，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价值重建的成果。"
另外，有论者对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观作了深层次的分析，提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观包括政治层面(主张男女平等和妇女参政)、经济层面(妇女如何在社会上取得经济独立地位等)、文化层面(如何提高妇女素质并引导她们步入新文化殿堂)。 也有论者从五四时期提倡个性解放的原则出发，指出五四时期妇女的解放是妇女以活生生的"人"的觉醒为标志，并从当时妇女的面貌(服饰、发型等)和妇女对婚姻家庭的态度，以及妇女对社会的参予度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声。
一些研究者对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关系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如袁伟时的《新文化运动激进主义》探讨了20年代中国政治的激进主义问题。也有学者探讨了五四运动与国际的关系，如罗志田的《西方的分化：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侧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国际环境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还有论者从考据的角度，对Democracy(民主)一词译语的变化，分析了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民主观的变化的原因(朱志敏：《五四运动前后Democracy译语演变之考察》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2期)。岳明君的《从"赛"先生到"科教兴国"》以发展的眼光论述了五四时期的科学观对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总之，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拓宽，讨论的问题在不断深化。
对五四人物研究的新突破
五四时期的人物始终令研究者着迷，研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对以往人们比较关注的人物的研究有新的论述，二是一些陌生的人物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如陈独秀、胡适等在今天依然是热点。沈寂的《再论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一文从"一枝独秀"、"汝南晨鸡"、"文艺复兴"、"顺逆时差"四个方面，探讨了陈独秀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帅的原因 。也有论者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对陈独秀进行了分析，如陈独秀的宗教观在五四运动时期经历了一个由力主废弃宗教到倡导基督教的过程。 又如对胡适的研究也突破了以往的观点。研究者对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作用，并没有完全否定，相反肯定了胡适的积极一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蔡元培的评价。有些论者认为：蔡元培不仅同情和支持了五四爱国运动，而且领导了这场运动， 且发挥了特别作用，将蔡元培突出地排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精神领袖的首位，即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
另外一些重要的五四人物也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者认为杨匏安是五四时期对开拓心理学、美学领域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新文化先驱，并提出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代表是"北李(李大钊)南杨(杨匏安)" 。研究者将张东荪放在五四时期的特定历史环境中考察，认为张东荪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但"由于其在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中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长期被学术界当作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看待。其实，这有很大的片面性" 。另有研究者认为张东荪在20年代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并非一无是处，张东荪主张20年代中国应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一定的合理性。
对五四时期过去鲜有研究的人物，也有涉及。王希天是五四研究中的陌生人物。陈铁健的文章根据王希天旅日好友周恩来的早期日记等资料，论述了王希天的活动和思想，认为王希天是五四爱国先驱。 高一涵也是五四研究中的空白点。有论者认为高一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重要人物，提出"在《新青年》创刊伊始，发表文章最多，任务最重的当属高一涵。可以说，在《新青年》阵营中，高一涵是陈独秀的最重要助手" 。此外，对曾经参加或者身受五四影响的人物如钱玄同、顾颉刚、张闻天、冯友兰等以往不被人注意的人物，研究者也有了涉及。
区域性研究的延伸
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最初一般锁定在运动的性质、经过、意义、影响等宏观层面，随着新史料的挖掘和资料的开放，五四运动的研究领域不断的拓宽，研究程度不断深化。研究对象早已突破了对运动的主力--学生、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商人的界线，研究的眼光移到具体界别和特定的区域，视角也由国内转到国外。
五四运动在全国各地都有重大影响，对运动的区域性研究一直为研究者关注。赵俊清指出：五四运动在黑龙江等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运动中，学生、工人奋起响应，积极投入斗争的洪流，与北京斗争相呼应，与全国其他省会的斗争相呼应，构成五四反帝反封爱国运动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不仅在大陆影响深远，在隔海相望的宝岛台湾也激起了阵阵波涛，有研究者指出，"这股冲击波使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发生始料不及的变化：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民族自信心逐渐恢复，反日本殖民运动的启蒙运动深入开展，台湾的文学史也从此掀开了崭新的篇章?quot; 五四运动不仅在国内以摧朽拉枯之势席卷全国，而且对海外也有较大的影响，如对五四运动在日本、南洋等地的影响也有研究者做了考察。
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友平的文章，该文考察了留日学生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提出："留日学生首先提出了五四运动的两大中心口号和斗争目标--'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对五四运动的决策和实施起了关键的作用，留日学生实为五四运动爆发之一重要动因。"该文考察的结论是："东京的五四运动有利地推动了国内五四运动的发展。" 海外华侨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以往完全被研究者所忽略，任贵祥的文章填补了这一空白。他选取海外华侨居住较多的欧、亚、美三大洲作为研究对象，以详细新颖的资料论述了海外华侨对五四的声援活动，该文认为："五四运动传到海外后，华侨热血沸腾、群起声援，与国内反帝爱国运动遥相呼应，构成了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注热点、直面难点
如何看待五四运动中的反传统，历来是五四运动的评议中的焦点。90年代以来，随国内文化保守思潮的兴起，反传统问题再次引起激烈的争论。烘峻峰认为："反传统是五四思想启蒙的手段，"并且提出反传统的三个层面：道统的否定(否定孔子之道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学统解构(改变传统学术--儒家学说为中心、以史学、子学、文学为附庸的框架)、文统革命(结束文言分离的局面)。该文认为反传统并非抛弃传统，它只是启蒙的手段。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李良玉，他对80年代以来不正确解释五四反传统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李良玉：《五四运动与全盘反传统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对近年来指责新文化运动应对本世纪激进主义泛滥负责，认为五四的"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的文化"断裂"的论调，袁伟时通过大量事实给予了回答，指出：造成激进主义思想在中国泛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最根本上的原因是制度上的原因。提出?quot;继承五四首要的是继承和回归当时已经初具规模的现代思想文化和教育制度，完成告别中世纪的变革。" 毕春丽也对五四是"全盘反传统"、"过激主义"的诘难进行了反驳，指出五四是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并没有全盘反传统，也非过激运动(《也谈五四时期的"全盘反传统"和"过激主义"》载《东岳论坛》1999年第2期)。
针对有人非难和否定五四批孔，吕明灼进行了回应。他认为五四时期儒家伦理已经成为自由平等的对立面，孔教已不适应现代生活，并且孔教沦为军阀专制统治的工具，因此批孔是正确的、进步的、不容否定的(《再论五四批孔》，《齐鲁学刊》1999年第3期)。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始终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于兴卫指出，胡适提出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确是当时思想界的一大顽疾，并非无的放矢，而且"谈主义"本身也离不开"研究问题"，当时胡适提出的实验主义有反封建的作用，因此不能全盘否定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胡适。 于兴卫在另一篇文章《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河北学刊》1999年第3期)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争论是"政治论战"，不是平等的学术讨论。倪培强、池中莲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反思，基本上肯定胡适在争论中有积极意义的一面，认为全盘否定是不科学的，当然也不宜完全肯定，对历史人物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应当实事求是(《也谈"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影响》，《新疆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