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千年华夏文明
上古时期
有虞氏是上古时代的一个方国或部落，也是夏以前的一个独立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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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史传说中著名的圣王舜，就是有虞部落的首领。夏以前的朝代是虞，春秋时人还言之凿凿。不幸的是春秋以后文献散失，有关虞代的史料大量湮没；战国以后文献中所述的虞史传说又大半经过了诸子的加工改造，可信性大大下降。近代辨伪思潮兴起以后，古史辨派的学者们索性从信史中将虞代一笔勾销，将夏以前的古史一股脑儿归于“神话传说时代”。现今通行的大中学校历史教科书以夏朝的建立作为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不但使虞非朝代说的影响空前扩大，而且促成了虞非朝代说与虞属原始社会说的合一。这样一来，我们在探讨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时就不得不回头对虞非朝代说的论据重新作一番验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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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以前
古史辨派的核心理论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层累造成的第一层意思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最初，顾颉刚先生认为孔子时已有尧、舜。后来，他的弟子们又对这个说法加以修正，说《论语》中提到尧舜的几章都不可信，春秋以前的文献中追述古史最早只到夏禹，周以前的朝代只有夏、殷二代，虞代是墨家为宣传禅让说而添加出来的，实际上尧、舜不过是“上帝”的分化，并非真实的历史人物。
战国以后
据此，他们断定春秋以前人心目中只有夏商周的“三代”概念而绝无“虞夏商周”的四代概念或“虞夏商”的三代概念，古籍中凡是以虞为朝代名的记载都是战国以后的晚出之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虽有合理成分，但以尧舜为上帝的分化却显然是混淆了历史传说与神说的界限。说虞代是战国人所造更属武断。
虞夏商周
《左传》《国语》中虞夏商周四代连称的文句不胜枚举，而且多是转述春秋时人的对话，我们不能因为这两部书成书于战国时代便断定其中所记春秋时人的对话统统是战国时人的假论。况且，“三代”是一个随时代迁移而变动的概念，春秋时人基有西周已亡而东周仍存的事实，当谈话需要分辨周亡或周续的不同角时，就曾经分别使用“夏商周”和“虞夏商”两个不同的“三代”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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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陶六德
《皋陶谟》是《尚书》、《虞书》中的一篇。皋陶，是舜帝的大臣，掌管刑法狱讼。谟，就是谋。《书·皋陶谟》：“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按，“六德”即“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彊而义”中的六种。皋陶提出“九德”，作为宫人的道德基本准则。 南朝 梁 刘勰 《文心雕龙·才略》：“ 虞 夏 文章，则有皋陶 六德。” 明 唐顺之 《廷试策一道》：“ 禹 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分之一三德、六德，皆以广知人之旨也。”
左传记述
最明显的例子是《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所证史墨的话：“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后”者，君也，天子也“庶”者，天子之异姓也。“于今为庶”者，谓此三后在周以前都曾贵为天子而其姓为嫡，今日却早已随着天子地位的丧失而沦为庶姓了。
春秋时姬姓仍为嫡姓，“于今为庶”的三后非虞夏商三代而何？“三后”中夏商二代均为独立朝代，何以虞代必须例外？不仅如此，由于虞为朝代与夏商无别，所以西周建国后还对其后裔优予礼遇，“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陈与宋、杞合称“三恪”同受周人的客礼待遇，正是虞、夏、商三王历史地位相埒的确证，可知虞夏商的三代概念早在西周初年就已形成。如若不然，周人何以不按后期儒家所谓周世“尊贤不过二代”的说法将陈排除在外而只备杞、宋二恪？又何以不将封于祝的黄帝之后和封于蓟的尧后一并增入而合称“五恪”?
史记记载
因为吴国也叫做虞国，所以这个虞国叫做北虞。《史记.吴太伯世家》："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是为虞仲，列为诸侯。
此谓山西平陆、夏县一带的虞国是周初武王所封的虞仲之国。然而，刘晓景等根据金文及相关资料论证，山西虞国乃陕西陇县一带西周矢国的后裔。前655 年，虞国君贪图晋献公的宝马珍玉、借道给南下伐虢的晋国军队，晋军灭虢回师途中，顺手牵羊又灭亡了虞国。也有人认为，虞国是陕西省陇县地区西周时期矢国的后代。
春秋时候，晋献公想要扩充自己的实力和地盘，就找借口说邻近的虢（guó）国经常侵犯晋国的边境，要派兵灭了虢国。可是在晋国和虢国之间隔着一个虞国，讨伐虢国必须经过虞地。“怎样才能顺利通过虞国呢？”晋献公问手下的大臣。
大夫荀息说：“虞国国君是个目光短浅、贪图小利的人，只要我们送他价值连城的美玉和宝马，他不会不答应借道的。”晋献公一听有点舍不得，荀息看出了晋献公的心思，就说：“虞虢两国是唇齿相依的近邻，虢国灭了，虞国也不能独存，您的美玉宝马不过是暂时存放在虞公那里罢了。”晋献公采纳了荀息的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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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演变
良渚玉器图册
从中国上古社会制度演变轨迹看，中国阶级社会的形成
不是在原始公有制彻底瓦解、土地转归氏族成员私有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是在土地公有制依然存在、但氏族内部已出现贫富分化和氏族显贵与一般氏族成员的阶级对立的情形下完成的。与此相联，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也不是沿着地域组织取代血缘纽带、新建的公共权力机关逐步排除氏族部落组织的途径，而是沿着氏族部落组织蜕变为国家机关的途径完成的。
因此，探讨中国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应该着重考察氏族显贵阶层是否已经形成和氏族部落组织是否已蜕变为贵族阶级对内剥削压迫氏族成员和奴隶，对外控制和压迫异族的工具，而不应拘泥于土地私有制是否已经确立和地缘关系是否已完全取代血缘纽带。按上述观点考察虞史，我认为虞代可分前后两期：前期从颛顼到虞幕，后期从幕到舜。颛顼为“帝”的传说反映了有虞部落在东夷族中曾一度居于领先地位并进而成为黄、炎、夷三大部落集团的盟主，但有虞部落的真正强盛却是从幕开始。幕受有虞氏“报”祭说明他在虞代的历史地位与上甲微在商
、高圉大王在周相当，而“自幕至于瞽叟无违命”的记载则透露出幕的后裔世代占据部落首领职位、氏族显贵已上升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的信息。瞽叟的儿子舜被举为‘天子’，既是有虞部落势力强大的表现，又是氏族显贵积极推动的结果，其社会基础与商汤、武王一般无二。
舜上升为天下共主以后，任命部落显贵人物担任各种官职，命皋陶制定刑法，国家机关已具有与商周相似的框架和职能。与此同时，有虞部落也随着其首领地位的上升而变为统治部落，其他部落则降到服从地位。
所有这些，都表明虞代后期的社会制度在本质上不同于原始社会而近于夏商周三代。从原始社会转变为“三代”型的社会，关键性的一步是氏族显贵上升为社会的统治阶级，这一步最早是在虞幕时期迈出的。因此，我们假定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在虞代的后半期，其相对年代可能要早于夏禹数百年以至上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