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版》这本书，有人将其比喻为一碗辛辣醒目的“毒鸡汤”，这并非空穴来风，其史学价值与翻译风格饱受争议。柏杨先生的解读，尽管在某些方面具有独特的见解，但史学素养和翻译标准上，却引发了不少质疑。
首先，柏杨先生在翻译过程中对古代人物的称呼处理显得颇为随意。他倾向于将“晋文公”、“齐宣王”这样的传统称呼拆解为“姬重耳”、“田婴齐”，结果导致称呼的混乱和不统一。在古代中国，国君的称谓遵循着复杂的体系，如秦君常以姓氏+名，而诸侯则多以氏+名。柏杨的翻译方式显然偏离了史学的严谨性，官职翻译的必要性也值得商榷，因为古代官职并非严格对应现代职务。
柏杨先生的文献辨别能力受到质疑。他将明清小说《东周列国志》中的内容当作先秦史实，甚至将孙膑和庞涓的故事，这些明清小说家的虚构，作为历史素材。他未能认识到史书不仅是思想的载体，也包含法家等多种观点，而《竹书纪年》的偏颇观点被他过度引用，这无疑是对历史真实性的曲解。此外，他对于人物名字的翻译，如将刘太公改译为刘执嘉，少帝刘恭的称呼也显得过于随意，这些都是基于后世不可靠记载的产物。
柏杨的史识在处理历史人物时过于主观，以现代价值观去评判古人，认为他们缺乏民主和人权意识，对古人施以严厉的贬低。这种以个人情怀解读历史的方式，无疑违背了历史写作的客观原则。虽然他的作品并非一无是处，但就整体而言，其学术价值和时间投入不成比例。
出版社的选择也反映出这本书的商业意图可能大于学术追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北岳文艺出版社和万卷出版公司等，这些出版社的定位可能更侧重于市场而非深度学术研究。
相比之下，台湾教授黄锦鋐主持翻译的岳麓书社版《白话资治通鉴》可能是个更好的选择，它可能更注重学术的严谨性和历史的原貌，为读者提供更为准确和深入的历史解读。
综上所述，《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版》虽然在某些方面可能具有启发性，但其史学标准和翻译质量的争议，使得它并非每一个历史爱好者的理想读物。对于想要深入了解历史的读者，选择更为专业的版本无疑更为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