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干涉使张作霖有了喘息之机。他迅速将残余的部队进行整编，任命张学良为前线总指挥，并在巨流河东岸布防。张作霖此时在巨流河的兵力约有六、七万人，而且有优势的骑兵。炮兵虽不及郭军，但使用的多数是由奉天兵工厂运来的新炮和日本重炮。而且，由日本人亲自指挥和操纵这些炮队，弹药也由日本人提供。
由于日军的干涉，郭军原计划南北夹击奉天不能实施，只得在巨流河一线正面与奉军作战。20日，郭军夺取辽河西岸军事重地新民，奉军无险可守，郭军进逼奉天。21日，郭松龄部队与张学良部隔着巨流河决战。张学良看着湍湍的巨流河，感慨万端：“这好像是命中注定，以前在讲武堂时，郭松龄与学良在此演习过，这里的地形，我们双方都很熟悉，就让老师跟学生在此比比高低吧！”
22日，受寒冷、缺粮、缺弹药困扰的郭松龄不待主力集中便发出总攻击命令。郭军对兴隆店奉军司令部形成包围之势，但最终因刘文清旅弹药供应不上转胜为败。接着，吴俊升率黑龙江骑兵杀到，炸毁了郭军在白旗堡的弹药库。郭军遭此严重打击，士气低落，士兵中流传：“吃张家，穿张家，跟着郭鬼子造反真是冤家”。
张学良乘势加紧策反工作，亲自给郭军军官打电话，讲明形势，表示既往不咎，致使郭军全线震动。早已离心的郭军参谋长邹作华通过日本驻新民领事分馆与张学良通了电话，表示不再为郭松龄作战。 23日夜，郭松龄召开军事会议商议策略，将领们的态度很不统一。邹作华、高纪毅等将领极力主张“停战议和”，而霁云、刘伟、范浦江等人积极主战。在此情况下，郭松龄仍决定和奉军决一死战。 24日拂晓，郭松龄“亲立阵头督师”。然而，令郭松龄没有料到的是，他的兵也是张学良的兵，张学良用飞机撒下的传单“老张家人不打老张家”极大地涣散了郭的军心，士兵开始纷纷投诚。给郭致命一击的是，邹作华“突然将所部炮兵旅撤回，并停止前线子弹供应，郭军遂大溃”。
郭松龄见大势已去，于是在1925年12月24日晨携夫人韩淑秀及幕僚数人以及200多名卫队出走。临行前，郭委托霁云军长收容余部，向沟帮子、锦州方向转移。
在巨流河战役中，奉军在防守配备上，张学良与韩麟春曾有不同意见。韩麟春主张加强侧翼防御，以防郭松龄偷袭。张学良深知郭松龄其人，坚持认为：“郭茂宸是个宁折不弯的人，他一定哪硬往哪打，我们只要把正面工事做好，顶住郭军的进攻，再加上宣传攻势就一定可以取得胜利”。果不出所料，张学良的有针对性部署和攻心战术打败了老师郭松龄。
邹作华见郭松龄已走，下令各军停止进攻，发急电给张作霖，报告郭出走情形。同时又给张学良打电话报告：“茂宸已出走，部下已放下武器。现在已控制一切，请军团长放心。”至此，郭松龄反奉历经一个多月以失败而告终。郭松龄兵败后，冯玉祥则大大地拓展了自己的地盘，东起天津、西迄兰州，长城内外的草原牧场，尽成他冯玉祥国民军的天下。
起兵失败原因
一、志向超群。郭松龄为一员能将，奉军中杰出将领，但作为一方统帅则有些不足。为将时便已多次结怨同僚，又缺乏容人之量，所以难以形成牢固的班底，得势时自然尊大，失势则难免众叛亲离。于是只剩夫妻二人，舍军队而出逃，为追兵所擒。
二、形势复杂。郭松龄以为只要打进奉天就可以取张而代之，从此实现种种宿愿。然而军阀混战的年代，是难以个人意志转移的，郭一无主宰乾坤之实力，二无超越众人之眼力，没有明确的治政方针，盲目撕打只能使乱局更乱。反而使战火燃入东北。
三、军心不齐。郭松龄虽然掌握奉军精锐，却难以尽收将领之心。这与郭为人刻薄有关，只是为势所迫，不得附众。结果张氏传单一撒，军心惶惶，士气全无。时有郭军将士互问，“进奉天干嘛？打老帅吗？做人得讲良心。”其中炮兵指挥邹作华，就暗把炮弹引信取下，使郭军炮击虽中而不能炸。
四、盟友不力。郭松龄以“倒戈将军”冯玉祥为盟友。反奉之初，郭与冯玉祥、李景林秘密结盟，相约共同讨奉。结果在郭李进兵时，冯部拒不支援，反而趁机袭取李军控制的直隶，激起李军愤慨，于是断了郭军前线补给，调转枪口与冯军开战。结果，在冯军成功攻占天津之时，郭松龄反被俘枪决。
五、外国干涉。郭松龄对待外国干涉，缺乏认识，更无有效应对。当日本干涉郭军反奉之际，尚未定下最后决心，实欲在郭张两家待价而估。因被郭严词拒绝后，于是彻底舍郭投张。郭君此举，似乎显出民族气节，但从外交战略来看则明显不智。《孙子兵法》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对待强大敌人，不可以单纯的硬碰硬，否则就会失败。可惜郭松龄对待日人干涉，不懂得妥善应对，亦没做好足够防范。郭松龄对于日本的军力，是认识的，但对日人的野心，却又小视了。此种心理，几与“九一八”时期的张学良如出一辙，终究落凄凉下场。
郭松龄起兵反张作霖 兵败后被曝尸三日
郭松龄在奉军将领中，是别具特色的一个人。他受过北京陆军大学的系统教育，曾加入同盟会，在广州和天津两次谒见过孙中山，深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韩淑秀毕业于奉天女子师范学堂，任附小教员，学生时代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她的家里就是活动的一个据点。辛亥革命爆发后，奉天的有识之士纷纷起来响应武昌起义，郭松龄就是组织者之一。他们两人在韩淑秀的家里相识，韩淑秀非常佩服郭松龄的为人和才干。郭松龄在白色恐怖中被捕，当局贴出布告判处郭死刑，韩淑秀四处进行营救活动。1912年12月25日，正当郭松龄等被带到大西门外荒草地杀人场行刑时，韩淑秀拿着一份当日的《盛京日报》，高呼着：“刀下留人！”十万火急地闯进法场。原来这份报纸上刚登出“清帝退位诏书”，韩淑秀在千钧一发之际，以政局骤变的快讯，挽救了郭松龄等的生命。两人在生与死之中建立了感情，结为恩爱夫妻。
郭松龄在奉天讲武堂任教官期间，刚好张学良在这里学习，他亲身感受着郭教官远离声色，自持清廉，治军严谨，对部下赏罚分明的一身正气。张学良对他湛深的学养和高洁脱俗的人品极为钦佩。郭松龄虽比张学良年长19岁，两人却成了莫逆之交。经张学良不断向父亲推荐，加上两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屡立战功，郭已成为奉军中的重要将领，掌握奉军的精锐师旅。
而一向把国家和民族的兴亡视为己任的韩淑秀，始终在为国民教育潜心操劳。她曾在讲武堂为学员辅导操行道理；爱国人士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她又成为校董并亲自执教。为了筹集贫儿学校的开办经费，韩淑秀在社会上奔走呼吁，募得资金2万元，同时她还捐出了自己的积蓄。她个人的捐款，完全是夫妇俩节衣缩食省出来的。郭松龄当上旅长时，他们仍租住在大东关水簸箕胡同的一个西厢房里，生活极为俭朴。穷孩子们为了表达谢忱，在校长的率领下将一块“兴学育才”的匾送到她的家里。
两人一个从军一个执教，精心操持，但心里却越来越沉重。在两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亲睹了连年的军阀混战，使国家破败、百姓遭殃的情景，不由得对张作霖、杨宇霆之流继续扩军备战，抢夺地盘的行为大为不满。他在妻子的支持下，决心积蓄势力，推倒军阀，整顿奉军。1925年秋，郭松龄偕夫人以参观军事学习为由，暂避日本。在日本听说张作霖派人正与日方商谈购置军火，以进攻国民军时，郭松龄愤慨至极，说：“我是国家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郭松龄于1925年11月回国，在天津秘密策划反奉，并向张作霖连连发电，要求张作霖下野，请张学良接管大权，宣布国、奉两军停止行动。随后将所辖7万人改编为4个军，挥戈东上。他的精锐部队斗志昂扬，以势如破竹之势，冲垮了张作霖的4万奉军的连山防线，直逼奉天。张作霖惊恐万状，悬赏80万元欲得郭的人头。他一面暗中勾结日本关东军反郭，一面准备逃跑。他对郭松龄的为人和底细非常了解，正因为了解，他才认为这回自己彻底完了。他已经开会布置关于下野和议和一事。他万分悲凉地调29辆汽车装上家私细软往返运到南满货栈，准备逃往大连。然后运来十余汽车的汽油及引火木柴，布满楼前屋后，随时准备将大帅府付之一炬。这时文武官员纷纷携眷躲避，商店关门，奉天城一片混乱。
然而在这大势基本已成定局的当口，日本关东军像鳄鱼一样浮出水面。平心而论，日本关东军不希望郭军得势，一旦郭军得势，他们的非法权益将得不到保障。他们以调停人的身份，两边斡旋，无非是讨价还价要双方各自承认“帝国在满蒙的权利”，如果谁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与谁兵戈相见。郭松龄面对鬼子威胁，义正辞严地拍案而起：“岂有此理！这是中国内政！”“我不懂什么是日本特殊权利！”而情急之下，张作霖却口头上与日方缔结了密约，以承认日本在我东北有“土地商租和杂居权”等作为关东军出兵的条件。这样一来，在郭军乘胜进攻奉天时，日本关东军突然调来大批兵力，切断郭军后方，焚烧郭军弹药库，日军飞机也狂轰滥炸，郭军终因实力相差悬殊，一败涂地。
25日晨，张作霖派出卫队团长高金山去押解郭松龄，但随后不久，张作霖又下达了“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的命令。史料记载，杨宇霆担心夜长梦多，张学良会出手相救，便向张作霖进言即杀郭松龄，以绝后患。
1925年12月25日上午10时，高金山将郭松龄夫妇押到离老达房5里许的地方枪杀。临刑前，郭松龄面不改色，对东三省人民留下遗言：“吾倡大义，出贼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夫人韩淑秀也从容不迫地说：“夫为国死，吾为夫死，吾夫妇可以无憾矣，望汝辈各择死所！”当高金山下达开枪命令时，韩淑秀满怀深情地看着郭松龄说：“茂宸，我要你放心地看着我先走，来吧，先打死我。”
他想私自放他们出国。而与郭松龄结怨甚深的杨宇霆，却怕夜长梦多有变化，密令就地枪决。25日那天是最黑暗的一天。囚车开至辽河滩边时停了下来，押解人员喊道：“郭军长请下车吧！到地方了。”郭松龄和爱妻韩淑秀从容下车，两人怜惜地稍一对望，都露出不屈的神色。韩淑秀脸上漾开笑意，她曾从过去的法场上夺回她所敬重的丈夫的生命，伴他轰轰烈烈地走了一程，这回她却要用自己的生命陪他走进又一个法场，相伴到永恒，她死而无憾。所有的押解人员都听到了她朗声的话语：“大丈夫为国而死，死得光荣。军长请先走一步，我随后便来了！”一声枪响，郭松龄倒在地上，又一声枪响，韩淑秀追随而去。
张作霖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命令将两人尸体在小河沿暴尸三日，方可收葬。
1952年，为处理位于沈阳水簸箕胡同“郭松龄公馆”房产事宜，郭鸿志再次回到沈阳。他随即写信给东北人民政府，请求允许在东陵区七间房墓地为郭松龄夫妇安葬。3天后，东北人民政府回信：政府与当地村政府联系，可以协商解决。郭鸿志随即找到七间房村政府。村政府有关人员说，已经接到东北人民政府通知，同意为郭松龄夫妇安葬。郭鸿志找到守墓人孙恩林，回到国公寨村，将郭松龄夫妇的棺椁运送到七间房墓地，在乡人协助下，终于将郭松龄夫妇安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