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政府代表提出：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日本在大战时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可这一切都没有成功解决山东问题。英、美、法在会议中为自身利益出卖了中国。这本应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本国内部纷争不断的国家，一个弱的没有会议席位的国家，那里会有强悍的外交？纵使外交官如何妙语连珠，如何机智过人，也不过是个花架子。
也就是在1919年，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巴黎和会”。并为此准备了《山东问题说贴》。里面最为人知晓的一句话是：“中国不能没有山东，就像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也是因为这句话，这位外交家才能成上一位伟大的外交家，一位堪比周恩来总理的外交家。“巴黎和会”这个说是处置战败国的会议，并不像它本身宣称的那么正义，实际上不过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公开掠夺，一群胜利者的分赃会议。而同为战胜国的中国却未在此会议上分得一丝好处。在后来的华盛顿会议上，山东问题诚如毛泽东所言：“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一切利益都是强国的囊中之物，这些“物”就有中国的山东——那个孔、孟出生的地方。那个矿产蕴藏丰富的地方。那个孕育百家，有了战国百家争鸣胜景的地方，那个让1919年无数中国人魂牵梦萦的地方。
那一年，伴随着列强的争夺，伴随着袁世凯的炮火，伴随着学生的游行。就在这样一个注定多难的年头，顾维钧，这个被人民的呐喊，被权利的纠缠推到历史坐标的男人，没有愧对当时的四万万中国人，也没有愧对我们这些后来的回望者，他在“巴黎和会”上坚定地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中国成了战胜国中唯一一个没有签字的国家。并且直至他和陆征祥离开也没有收到政府任何有关拒绝签字的指示。他凭借着自己的良心，凭着一颗赤诚之心，为中国的外交史展开了新的一页。是他的拒签，划分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也是他的拒签划分了中国的近代史和现代史。这是两千多年，是自从欧美等国进入中国土地，中国人第一次站在世界外交舞台挺直腰杆对递来的不平等条约说：“不”！这样的中国人，才是真正把辫子剪掉的中国人，而不是，在头上没有辫子，在心里却拖着一条又长又重，把辫子缠绕在脖子上宛如枷锁的中国人。
如果说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只是迫于国家内部民众压力而拒签，那么他在1931年受中国政府委派参加国联调查团，不畏日本恐吓，深入东三省取证，完成揭露日本罪行的长篇备忘录。为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外交史添上了浓重的一笔。也为战中死亡的中国劳工的在天之灵祭起了一道安灵符。
他是中共中央通缉的内战位列二十二位的“高级战犯”。但无可厚非的是他在“巴黎和会”上让中国人的脊梁挺直，让欧美看到中国人心理上沉重枷锁般的辫子被剪掉。他在国联调查团作出的努力为中国战后利益、补偿最大化作出的贡献。更不能无视他，在二战驻美时为中国抗日奔走呼叫，争取援助。
这个男人在无数争议中走过。他被国民政府通缉过，被中共中央通缉过，但他做的无愧于良心，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中国人。唐德刚曾经在他的《社会文化转型综论》中评价道：“中国百年外交史上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李鸿章。顾维钧只算半个。”然而这个在中国外交史上只算半个外交家的男人，却用了一辈子来承担他作为外交人员当尽的责任。宁肯付出名誉，宁肯被无情通缉，宁肯东躲西藏，宁肯被恐吓。他要的，只是无愧于良心，无愧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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