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6-10-10
首先当对鲁迅精神与鲁迅思想作一辨别区分。鲁迅精神是阅读者，包括他的文字与人生的阅读者，从鲁迅的文字与人生中提取出来的精神滋养。于兹，阅读者是主体，而鲁迅，包括他的文字与人生，反是客体，是阅读的文本，而鲁迅的思想则是鲁迅作为历史中自在自为的主体的精神发展史，在兹，鲁迅是主体，而研究者是“我注六经”的他者。因此，后者当以具体的时空为主轴，而前者则应是一以层次架构为主轴的“浑元一体”。这里略去后者，只对前者进行尝试性的论述，当然也涉及时空变迁下的精神递进。
深刻的而且剧烈的矛盾性是鲁迅精神世界的基本景象。这一方面源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剧烈动荡变迁，又一方面也来源于他那颠仆复杂的人生遭际。而鲁迅精神的这一基调的最深底的核心景象便是“绝望中反抗”的姿态。这一精神形象凝聚着鲁迅复杂而繁复的情感与理智，大爱与大憎，“佛心与魔气”，“哀其不幸”与“怒其不争”，焦灼在一体，锤炼成奇诡壮美的“垂天之象”。这正是鲁迅精神最具魅力之处，也正是最值得深思，体味之处。
如果从鲁迅的人生来看，这最深底的绝望最初当来自于童年家变遭受的凌辱。这一童年的苦痛经历在鲁迅心底划上了最初的一道深深的刀口，终其一生可能都没有完全愈合。正是这决定了鲁迅日后审视社会人生的冷峻目光与沉勇中的愤恨心态。对世态炎凉的看透为他的绝望奠了基。而成年之后于社会政治生活中所经所见所闻之种种，又使他一步步走向对中国与中国人的近乎“无力回天”的绝望慨叹。正是近代中国所经历的百折千转的悲苦命运，历史时空中弥漫的杀戮的血气与苦痛无力的抽泣，使鲁迅一度的“彷徨于无地”。而最深层的绝望恐怕还来自于鲁迅对自己心智的传承转圜的深刻体认。因为死和旧的中国一样具有其魅惑的奇力，鲁迅也发现自己无法在事实上完全与这两种他极力加以诅咒的怪物决绝分离。这二者才正是“执着如怨鬼，纠缠如毒蛇”地影响着鲁迅的心智，使其精神世界最终定下绝望——最深切的悲观主义基调。
当然，如果鲁迅只是停留在对人性，人生，历史，宿命的悲观慨叹，他也就不成其为鲁迅。所谓“鲁迅精神”也将只归于一片虚无的呻吟。而正是绝望之后的反抗，“举起了投枪”，精神形象才高大起来。而这“彷徨—举起”的转圜处，正是鲁迅精神的核心张力点，也正是鲁迅精神壮美之颤变的开启处。正是籍着生成矛盾焦虑的理智，清醒而冷静的理智使他在情感和理智的混乱中找到了支撑点，当他的同时代人往往被同样的时代迷惘所征服时，他却如《复仇》中的对峙者一般，“横站”于“旷野”，与时代的迷惘对峙住了，并坚持到了最后。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在个体精神深度上超越了悲观的周作人与乐观的胡适。他虽然与他们一样对现实有种种不满，但他所看到，所领会的却比他们多得多。向前看，鲁迅在激进派与胡适那样的温和派的光明憧憬中觉察到了挥之不去的黑点；向后看，鲁迅在周作人，林语堂们竭力揭示的恬静可人的传统中国图景中看出了那仍可诅咒的幽灵。当他的同时代人选择了“因之而承受的复杂得多，剧烈得多的诸般问题，也从而选择了绝望中反抗的姿态。
正是在这一选择之后，才开出了神圣的悲愤，体认出了大寂寞，大苦痛，大沉醉，大决然，大勇猛，一个人间的“佛子“与“摩罗”才就此诞生，遍照全身无量光与影，明与暗，友与恨，爱与仇，可谓“斩进杀绝天地阔，一轮明月照人间”。
当然，这是核心的，同时也就是内在的内趋向度。而由这一内在核心根底处开出的外在精神向度——“立人”的精神进路。对人性，人生的早熟体认，加以后来对社会时代变幻的所经所见所闻，使鲁迅逐渐明确了国民性批判的根底觉察。而内在向度的“佛魔—爱憎”的矛盾分力，在此处则体现为对于民众（国民）的矛盾看法。一个是乐观主义姿态的，认为“我们生于大陆。。。。。。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是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在这一面向，鲁迅体现了一个启蒙主义者与人文主义者的自觉；但还有另一个姿态，悲观而金刚怒目的姿态：“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那种对病态人心的感触持久而强烈地震撼着他。他一方面认同大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深刻而卓乎众贤的体认看“愚民的专制”。正是在这一相反相成的思考体察之上，鲁迅精进勇猛的举起“立人”的大旗，这也正顺应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首要主题——“人”与“解放”。而这种宏大而深远高标的“立人”之思，又是以其“哀其不幸”的“佛子”大爱与“怒其不争‘的“摩罗”大憎盘结而成的。也正是其绝望于国民性之积重难返而又毅然而决然地举起投枪对其加以猛烈轰击，才铸就了鲁迅的精神大气，形诸于挥洒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