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义：帝王有烦心的事情，做臣子就应该感到耻辱，帝王受到侮辱，是臣子没有做好应该做的事情。
出自：春秋末鲁国的左丘明《国语·越语下》。
原文：臣闻之,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
左丘明:春秋时鲁国人，著有《左传》，编年体史书创始人。
春秋末期史学家。鲁国人(今山东肥城人)。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称左丘明。曾任鲁太史，与孔子同时或略早于孔子。双目失明，故后人亦称盲左。相传曾著《春秋左氏传》（或称《左氏春秋》，简称《左传》），多以史实解释《春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以记事为主，兼载言论，叙述详明，文字生动简洁，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既是重要的儒家经典，又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
又著《国语》，分别记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前967年--前453年）周王室及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史实，偏重记述君臣言论，为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左丘明（约公元前502年-约公元前451年）,姓丘，名明(一说复姓左丘，名明，），春秋末期鲁国人。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汉代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君子 ”。关于左丘明的故里，为现今的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春秋时鲁国都君庄）。
扩展资料：
关于《国语》的作者，自古存在争议，迄今未有定论。最早提出《国语》作者为左丘明的是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后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记载：“《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按照他们的说法，左丘明为孔子《春秋》作传后，不幸失明，但他：“雅思未尽……稽其逸文，纂其别说……”根据作传所剩下的材料，又编辑了一本书，即《国语》。
班固、李昂等还把国语称为《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 但是在晋朝以后，许多学者都怀疑这类说法。晋代思想家傅玄最先提出反对意见，他在《左传·哀十三年：正义》引中言：“《国语》非左丘明所作。凡有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宋人刘世安、吕大光、朱熹，直至清人尤侗、皮锡瑞等也都对左丘明著《国语》存有疑问。
到了现代，学界仍然争论不休，一般都否认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但是缺少确凿的证据。普遍看法是，国语是战国初期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他们认为：《国语》并非出自一人、一时、一地。它主要来源于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记述，后来经过熟悉历史掌故的人加工润色，大约在战国初年或稍后编纂成书。
意思是君王有烦忧的事，就是做臣子的耻辱，君王受到侮辱，就是做臣子的该死。
出自——春秋末鲁国的左丘明《国语·越语下》。
原文：臣闻之,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
译文：下臣听说：作为皇上的臣子，君王有烦忧的事，就是做臣子的耻辱，君王受到侮辱，就是做臣子的该死。
《国语·越语》是中国第一部记言体国别史《国语》的第二十卷和第二十一卷，主要记述战国时期越国史事，有浓厚的黄老道家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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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的思想比较驳杂。它重在记实，所以表现出来的思想也随所记之人、所记之言不同而各异，如《鲁语》记孔子语则含有儒家思想；《齐语》记述管仲语则谈霸术；《越语》写范蠡尚阴柔、持盈定倾、功成身退，带有道家色彩。
《国语》与《左传》《史记》不同，作者不加“君子曰”或“太史公曰”一类评语。所以作者的主张并不明显，比较客观。
《国语》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西周以来的敬天保民思想在书中得到了继承。虽然《国语》许多地方都强调天命，遇事求神问卜，但在神与人的关系上，已是人神并重，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因而重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以民心的向背为施政的依据。
如《鲁语上》鲁太史里革评晋人弑其君厉公时，认为暴君之被逐被杀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臣民的反抗行为无可厚非。
又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中，邵公主张治民应“宣之使言”，从人民的言论中考察国家的兴衰，政治的得失，国君只有体察民情，行民之所善，去民之所恶，增加人民的财富衣食，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国语·越语
君王有烦忧的事，就是做臣子的耻辱，君王受到侮辱，就是做臣子的该死。
2、出处
《国语·越语下》：“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
示例
《旧唐书·李靖传》：太宗初闻靖破颉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
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一百十四回：“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敢怀二心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