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社会太急功近利，不重视文化。
——《明报月刊》潘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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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力有限，斗胆写下一些字，纯粹属于自我学习和完善。
向《1942》以及下文中涉及的所有影片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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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刊》，创立于1923年。电影《1942》中以一位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在中国的行踪为一条线索，展开了对河南省1942年冬天至1944年春天期间的大旱灾的叙述。这位记者的落脚地中，有一座基督教教堂，逃荒途中的中国传教士在遭遇信仰危机的时候也回到过这里。
当时这位中国传教士问教堂的天父：如果上帝总是不能赢，那为什么我要信仰他呢？
（图片来源：《1942》）
为什么？我想从另一个电影中寻找答案——《申肖克的救赎》
Remember,hope is a good thing,maybe the best of things.And no good thing ever dies.I will be hoping that this letter finds you,and finds you well.
——Your friend
(记住，希望是好事，也许是人间至善。而美好的事永不消逝。希望你读到信，而且健康。
——你的朋友）
——《肖申克的救赎》
含冤入狱的安迪用一把石锤，花了将近二十年来凿通监狱的墙壁，而他的狱友曾夸口说这要花六百年。
（图片来源：《肖申克的救赎》
而且安迪把这把石锤藏在哪儿呢？正是《Holy Bible》（《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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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42》中的中国传教士用《圣经》来压住小女孩的伤口，试图阻止血液继续从她的身体中流出时，发现——她还是死了。我想，那时候的他，一定感到了生命的脆弱、自己如蝼蚁一般的无助，以及内心信仰的无用。
而他也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我感觉恶魔已经进入了我的身体。
当他给逃荒途中某个死不瞑目的财主做弥撒的时候，意识到——不管他唱多少次“该放下时就放下，上帝就在你面前”，财主还是闭不了眼。他只好说了三个字：
“埋了吧。”
这也让我想到《艾利之书》中的反派角色历尽千辛外苦得到的却只是一本读不懂的盲文版《圣经》的场景。大概也是类似的吧？
（图片来源：《艾利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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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造成了两者之间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呢？
当我看到影片的这个节点的时候，隐约意识到了点儿什么——当连起码的生存都不能保障的时候，女大学生就不得不亲手撕碎自己的书本纸张，来炖熟自己之前精心照顾的猫，她内心一直在坚信的某些东西，可能正在坍塌。也许，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历程。
可能一个人的某种信念或者信仰被摧毁之后，就很难再被唤醒了吧？
当“东家”不容易到达逃荒目的地的时候，却被邻省官兵拒之门外。他弱弱地问了一句：“那我怎么才算是灾民呢？”
我不愿意得出下面的观点：
对于那些没有道德意识的人，他们的作恶，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根本不会引起内心的罪恶感，逃脱了心理规律的惩罚。——南风窗《维护正义的社会机制为何会失灵》
在暴力的威胁和金钱的诱惑面前，人是最容易产生心理保护，激发出奴性的。——南风窗《维护公平的社会机制为何会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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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影片中的河南省主席一样，在吃力不讨好的艰难中发出这样的感慨：“这个官场呆不下去了，我应该解甲归田。”旁边的助手提醒道：“主席，如果我们要解甲归田，说不定现在真成灾民了。”
可是，他们的努力就一定白白浪费了吗？我想不是的。
影片结尾处，旁白说到：“十五年后，那个小女孩成了俺娘。自打俺记事起，就没遇见过她流过泪、吃过肉。七十年后，当我为了一篇采访问到1942年时，她愣了半天：”这些糟心的事儿我都忘了，你又写它，图个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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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究，人吃人的社会还没有结束。
所以，有时候，被遗忘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