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以“大一统”为核心的“一体观”之成为主导，天下统一观念成为正统，是由中国独特的文明演进方式决定的。儒家经典在描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时，无不是抱以大一统的眼光，比如《大戴礼记·五帝德》说颛顼时“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励”，帝喾则“执中而获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帝尧时“四海之内，舟舆所至，莫不说夷”，大禹时代“声教讫于四海”。《国语·鲁语下》还借孔子之口对夏、商、周三代以前的“大一统”大加称赞。另外，《述异记》也有“昔禹会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记载。可见，中国在由早期部落文明向国家文明的突破过程中，普遍王权意识就已十分强烈。进入文明社会后，在中国广阔的疆域上，即当时人所知的“天下”之内，虽然邦国林立的现象长期存在，但也始终存在着单一的政治核心，如夏朝时已有所谓中央共主与四方侯国之关系。继之而起的商朝更建立了“中央”和“四方”的政治结构，散处商人势力四周，在卜辞中被称为“方”的许多氏族部落，也在商王声威所及的天下之内，而“内服”与“外服”的政治关系，也是以商王为中心进行的一种内外臣僚职事的划分。所以，商人的方位观“结构了他们的世界，这个方位以东、西、南、北四方为特色。商王在祖宗的护佑之下就是这四方的统治者”。殷墟中商朝王室墓葬的“亚”字形结构，就被考古学家高去寻先生认为是商朝天下结构的象征，代表了商王对天下的权威。这种关系也可从其他材料加以证明，如《诗经·商颂》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周灭商之初的文告《尚书·召诰》称商朝为“大国殷”，甲骨卜辞中也称商朝为“天邑商”。这说明，在商朝时，商、周两国在政治上已显如中央共主与四方侯国之关系，“此种政治上名分之成立与维持，为中国古史文化演进一极端重要之问题，不可忽视”。到殷末周初，这种中央共主的传统至少已有七八百年以上之历史。所以夏、商、周三个早期国家为依次出现的三个政治中心，其历史更迭是一个政治中心取代另一个政治中心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黄河上下游相互绾结而造成中国古代更完备之统一王国。
周朝夺取全国统治权以后，又根据当时战略形势，对国家的政治组织进行了创造性的设计，采用“封邦建国”之“封建”政体，规范和建立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下秩序，使周天子“天下共主”之名分得到强有力的制度保证。此后，《尚书·禹贡》将整个天下分为“五服”，《周礼·夏官司马》又把天下分为“九服”，“服事说”等距离划分王朝统治层次尽管有理想化的倾向，但它却说明了中国古代单一政治核心存在的事实，同时也反映了王权由核心逐步向四周扩散的政治结构。春秋时虽列国争霸，但其共同旗帜是“尊王攘夷”，争夺最高权力，维护大一统，五霸更替也只是政治中心的转移而已。战国七雄争战对峙，实际上是为更加强大的政治中心的出现做了准备。反映于思想界，春秋战国以来以儒、法、道、墨为代表的各家虽政治观点不同，但追求统一则是相同的。至秦灭六国，一扫六合，“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又远远超过西周分封制下的天下一统，从此，中国历史真正建立了空前的多民族统一大帝国，实现了具有政治意义的大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