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的存亡兴废决定于“其国民之行为与性质”。如要从根本上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在于多数国民能成为“笃行自好之士，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下，就会内遭独夫统治，外受强敌侵略，其国“无时不在灭亡之数”。他认为，在国家危难时，那些血染义旗的爱国烈士固属可敬，但这少数人并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唯一的出路还在于使多数国民增强国家观念，使国家富强起来以避免危局的发生。他把这一认识称之为“治本”的爱国主义。
陈独秀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认识到，单纯的政治变革而不改变民众的思想，不能解决民众同革命结合的问题，也就不能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他指出：中国“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陈独秀的结论是：要革新政治，就不能不首先革新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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