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便”民县令》翻译
智慧需要明察，才能显现出其效用；而明察若不以智慧为基础，则无以真正洞悉事物的精微关键之处。善于看相的人，能从一个人的长相神色，看出一个人的富贵或贫贱，长寿或夭折来。同样的，从一个人的行为处事之中，当然也能清楚判断出他是忠直或奸邪，是贤能或愚昧。若不能明察事物，则何以安国治民？身为守土治民的官吏，尤其应有明察的智慧。得情则天下没有冤情的百姓；诘奸则天下没有狡诈的恶人，这才是明察智慧的善用。
明朝时单县有农夫在田里耕作，他的妻子送食物给他吃，吃完后就死了。公公说：“是媳妇毒死我儿子的。”于是告到官府，妇人受不了鞭打之苦，只好认罪。之后，很奇怪的，单县竟很久都没下雨。许进当时任职山东，他说：“久不下雨，是不是因为有冤狱啊？”于是亲自到单县来，将囚犯一一提出来审问。问到这个案子时，许进说：“夫妇相守，是人生最大的心愿；而用毒杀人，是一种严密的计划，哪有自己送食物去田里毒死人的呢？”
于是问她送食物所经过的道路，妇人说：“送鱼汤米饭，从荆林通过，没有什么异样。”
许进就叫人买鱼作汤，放入荆花，让猪狗来尝试，没有不死的，妇人的冤枉才被洗清，当天就下起倾盆大雨。
有个苏州人出外经商，他的妻子养了几只鸡等他回来，数年后，苏州人才回家，妻子杀鸡煮给他吃，这苏州人竟立即死亡。邻人怀疑有 *** ，向太守陈情。姚公审查之后，猜想是鸡有毒，派人找来老母鸡，煮给临刑的死囚吃，果然毒死两人，冤狱于是洗清，因为鸡吃过蜈蚣等各种毒虫，长久在体内累积毒素。
张昺以进士任铅山县知县。有个卖木柴的人，喜爱吃鳝鱼，有一天从市场回来，肚子很饿，妻子于是煮鳝鱼给他吃，大快朵颐之后，却腹痛而死。邻长说是妻子毒死丈夫，将她捉起来送到官府，拷打审问，她都不认罪，讼案一直不能解决，这个妻子因此被监禁了一年多。张到任后，阅览公文，怀疑是鳝鱼有毒，请渔夫捕捉数百斤鳝鱼，全部放进水缸中，鳝头昂出水面二三寸的有七条，然后找这个妇人来煮给牢里的死囚吃，才刚下咽就纷纷说肚子痛，不久都倒地死亡，妇人的冤情于是洗清。
《神政记》记载这件事，说他们受神仙指引而如此做，说法甚为怪诞。 审察讼案的人自己应当留心，怎可留待深奥的神来决断呢？
古文《“便”民县令》翻译智慧需要明察，才能显现出其效用；而明察若不以智慧为基础，则无以真正洞悉事物的精微关键之处。
善于看相的人，能从一个人的长相神色，看出一个人的富贵或贫贱，长寿或夭折来。同样的，从一个人的行为处事之中，当然也能清楚判断出他是忠直或奸邪，是贤能或愚昧。
若不能明察事物，则何以安国治民？身为守土治民的官吏，尤其应有明察的智慧。得情则天下没有冤情的百姓；诘奸则天下没有狡诈的恶人，这才是明察智慧的善用。
明朝时单县有农夫在田里耕作，他的妻子送食物给他吃，吃完后就死了。公公说：“是媳妇毒死我儿子的。”
于是告到官府，妇人受不了鞭打之苦，只好认罪。之后，很奇怪的，单县竟很久都没下雨。
许进当时任职山东，他说：“久不下雨，是不是因为有冤狱啊？”于是亲自到单县来，将囚犯一一提出来审问。问到这个案子时，许进说：“夫妇相守，是人生最大的心愿；而用毒杀人，是一种严密的计划，哪有自己送食物去田里毒死人的呢？”于是问她送食物所经过的道路，妇人说：“送鱼汤米饭，从荆林通过，没有什么异样。”
许进就叫人买鱼作汤，放入荆花，让猪狗来尝试，没有不死的，妇人的冤枉才被洗清，当天就下起倾盆大雨。 有个苏州人出外经商，他的妻子养了几只鸡等他回来，数年后，苏州人才回家，妻子杀鸡煮给他吃，这苏州人竟立即死亡。
邻人怀疑有 *** ，向太守陈情。姚公审查之后，猜想是鸡有毒，派人找来老母鸡，煮给临刑的死囚吃，果然毒死两人，冤狱于是洗清，因为鸡吃过蜈蚣等各种毒虫，长久在体内累积毒素。
张昺以进士任铅山县知县。有个卖木柴的人，喜爱吃鳝鱼，有一天从市场回来，肚子很饿，妻子于是煮鳝鱼给他吃，大快朵颐之后，却腹痛而死。
邻长说是妻子毒死丈夫，将她捉起来送到官府，拷打审问，她都不认罪，讼案一直不能解决，这个妻子因此被监禁了一年多。张到任后，阅览公文，怀疑是鳝鱼有毒，请渔夫捕捉数百斤鳝鱼，全部放进水缸中，鳝头昂出水面二三寸的有七条，然后找这个妇人来煮给牢里的死囚吃，才刚下咽就纷纷说肚子痛，不久都倒地死亡，妇人的冤情于是洗清。
《神政记》记载这件事，说他们受神仙指引而如此做，说法甚为怪诞。 审察讼案的人自己应当留心，怎可留待深奥的神来决断呢？。
庄宗喜欢田猎，在中牟县打猎时，踩坏了老百姓的田地。
中牟县的县令迎着庄宗的马头，替受损失的群众恳切地提出了意见。庄宗怒气冲冲地斥退县令，还要杀死他。
一个叫敬新磨的唱戏的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于是率领一班戏子跑去追上县令，把他抓到庄宗的马前，斥责他说：“你当县令，难道不了解我们的天子喜欢打猎吗？为何纵容老百姓耕种庄稼，用来供给国家的赋税？为什么不让你县里的人民饿着肚子，空出这片土地，好让我们的天子骑马奔驰！你的罪是该死的。”于是到庄宗面前请求赶快执行死刑，一班戏子也都附和这样处理。
庄宗（明白了）大笑起来，县令才得以免罪离开。
庄宗好畋猎，猎于中牟，践民田。中牟县令当马切谏，为民请，庄宗怒，叱县令去，将杀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诸伶走追县令，擒至马前责之曰：“汝为县令，独不知吾天子好猎邪？奈何纵民稼穑以供税赋！何不饥汝县民而空此地，以备吾天子之驰骋？汝罪当死！”因前请亟行刑，诸伶共唱和之。庄宗大笑，县令乃得免去。
版本一
后唐庄宗喜欢打猎，有一次在中牟县打猎，践踏了农民的田地，中牟县令拦住马头，为民请命，被激怒的唐庄宗想把他杀了。这时敬新磨出面解围，率领众优伶追上县令，把他捉到马前，责备他：“你是县令，难道不晓得皇帝是喜欢打猎的吗？为什么还要放纵农民种庄稼，以此来给朝廷缴纳税赋呢？为什么不让你们县的农民挨饿空出这此地来，作为皇帝驰骋的备用地呢？你罪该万死！”因此准备给他施刑，其他艺人也跟着附和。庄宗大笑，于是就放过他了。
版本二
庄宗喜欢打猎。一次去中牟县打猎时，庄宗的马践踏了百姓种的田地。中牟的县令非常急切的挡住了庄宗的坐骑，向庄宗进谏，为百姓请求不要践踏庄稼，庄宗很生气，呵斥县令让他走开，想要马上杀了他。乐工敬新磨知道这样做不合适，就率领乐工们跑着去追赶县令，把他捉拿到庄宗的马前，责备他说：“你当县令，难道不知道我们皇上喜欢打猎吗？为什么还要让老百姓种庄稼来交纳赋税呢？为什么不使你的百姓饿着肚子交出这块土地，来供我们的皇帝纵情打猎呢？你犯的罪该判死刑！”于是上前请庄宗赶快行刑，众乐工也随之共同附和。庄宗大笑，县令因此得以免罪而离去。[1]
庄宗：后唐皇帝李存勖。
畋：打猎。
切：恳切，深切。
当：应当。
独：难道。
因：于是。
谏：进谏。
为民请 为：请求
将杀之 将：将要
民父母·民贼·民佣（乱翻古人笔记之二十四） 父母官之称源自“召父杜母”的典故。
《汉书•循史传》载，西汉元帝时，南阳郡太守召信臣为政勤勉有计谋，劝民农桑，“好为民兴利”，“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被当地人尊为“召父”。《后汉书•杜诗传》载，东汉武帝刘秀建武七年，南阳郡新任太守杜诗“性节俭而政治清平”，任内造水排、铸农器、治陂池、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被当地人尊为“杜母”。
“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州县地方长官被尊称为“父母官”便这样传了下来。 古时州县长官，真也还有些是可视之为民父母的。
《梦溪笔谈》载，鄂州崇阳县“多旷土，民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张姓知县“令民伐去茶园，诱之使种桑麻”，“至嘉佑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于茶租，独崇阳茶租最少，民监他邑，思公之惠，立庙以报之”；农人有“入市买菜者”，知县召来劝谕说，城里的居民无地种菜，买菜吃是没有办法，“当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种而费钱买菜？”而且毫不客气地“笞而遣之”，后来当地农家“皆置圃”，并且把一种菜取名“张知县菜”。这张知县，对治下百姓来说，是不是有点严父的味道？ 康熙二十九年，皇帝下诏“察举廉吏”，一共表彰了4个县令，嘉定令“陆陇其”是其中之一。
清吴炽昌《客窗闲话》、清钱泳《履园丛话》、清龚炜《巢林笔谈》，都记载有陆的事迹。陆断案时，“以理喻，以情恕，如家人父子调停家事”，境内渐成无讼之风”。
当地有强盗要入境抢劫，陆“戒吏民无动”，“骑马入盗中”，“谕之曰：‘尔等皆良民，迫于捕逐耳，今令来，欲与尔等共为善，能自新乎？各散还家，贳汝罪；否则，官军至，无遗类矣。’”强盗们“流涕蒲伏曰：‘公真父母，死生唯命。
’”境内有一刁民拖欠税款，骗陆说把女儿卖了再来缴，陆“闻言流涕，戒勿鬻，取俸代完”，结果“众怒其（刁民）诈，兢殴之几毙”，“自是民间输纳恐后”。这陆县令，对治下百姓来说，是不是有点慈母的样子？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第四卷载有“刘公绸”、“陈公绸”的故事。
橡树饲蚕篇。“康熙间宁羌牧刘君从山东雇人至州，教民养山蚕，织茧绸，陕省蚕桑之利，由此肇兴也。”
时陕西人便将所织茧绸称为“刘公绸”。“黔省土瘠民贫，惟遵义一府，农蚕并行，生计较裕。
自乾隆中，山东历城人陈君来守是郡，见其地青棡树即山东之槲栎树，其叶可饲山蚕，乃捐俸遣丁至山东买取茧种，访觅蚕师，广为教导，期年有成，至今利赖。”所织是谓“陈公绸”。
这刘陈二公，对治下百姓来说，是不是一副埋头为儿女谋福的忠厚父母形象？可是，官民之间与真的亲子之间的关系，却是有本质区别的。亲子之间有天然的、无法割裂的血缘联系，而官民之间的联系是“人为”的：直接来看，官是皇帝老儿给民派来的，稍远一点说，中国古代的官都是统治阶层所种武力之树上的一粒果实。
这样的关系自然是可以割裂的。正因如此，官们背上背着皇帝老儿，背后靠着武力那棵大树，其实想视民如子便视民如子，不想视民如子，便完全可视民为钱袋或者羔羊。
《巢林笔谈》卷四《见利忘害》篇的内容，可作为官民与亲子关系之大异的极好佐证：“乾隆二十九年，诸暨令黄汝亮之重征，五十一年平阳令黄梅之苛敛，俱因其子素预公事，见利忘害，以致身干重辟，子亦罹刑。”看看，官与子一起“见利忘害”，所“重征”、“苛敛”之对象，当然是民了。
民贼，从来就没有少过。 仅《巢林笔谈》所记，顺手就可录如下两则。
《县令好蝶》篇载，明朝时如皋县王姓县令 “性好蝶”，断案后需要以“笞罪”处罚的被告，只“输蝶”给他，就可以免除处罚。原告岂不气结？《官僚疾赈》篇载，雍正十年秋，大概是台风侵袭，“沿海居民漂没无算”，灾民跑到城市，“或聚于书院门外，枕藉而死者十八九”，“好义之士稍稍赈施”，不料却“拂长官意”。
官们认为，灾民死了“与官无累”，“赈施”却让灾民“久羁”城里，使官受累。这种官，哪里还有人性？清张集馨在不少地方担任过各种地方官，所著《道咸宦海见录》，记下的民贼“事迹”更为详尽，有的真是闻所未闻。
民向官交粮纳税，正额之外，例有浮收；甘肃等省有所谓“仓粮出陈易新”的名目，仓中陈粮“本不干洁”，地方官却“刑驱势迫，勒令具领”，领的时候已在计量上克扣，还要在陈粮中“搀杂秕稗丑粮”，等到收获后，民们就得“加息还仓”，“往往二石新粮，不足交一石旧谷”；四川则有所谓“放炮”的敛财办法，即 “官将去任，减价勒税，名曰放炮”，新官到任也“放炮”，“名曰倒炮”，甚至任内故意放出谣言说将去任，也要放炮，美其名曰“太平炮”，放“炮”所得税款则绝大部分都被私吞。横征暴敛到了什么程度啊！而当民们缴不起税捐租谷，还不清债务时，往往被诬为抗粮、抗捐、抗税、赖债的刁民，逮捕拷打。
稍有反抗，则横加匪盗等罪名，滥施酷刑。四川官府设有一种所谓“卡房”，“大县卡房恒羁禁数百人，小邑亦不下数十人”，证人“亦拘禁其中”，“ 每日给稀糜一瓯，终年不见天日，苦楚百倍于囹圄”，“通省瘐毙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
成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