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7日,万安县获得解放。在解放军到达万安县前一两个星期,地方上一些人士认为曾洪易过去参加过共产党,主张要他出面维持地方工作,迎接解放军。曾洪易看到万安县国民党县政府已经瘫痪,即出面号召群众送柴送米欢迎解放军,号召商人不要逃避,商店不要关门。解放军入城后,又动员群众参加会议,并经常和县、区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接头。后来,全县中小学教师在县立中学开会,他又自动参加会议。有些教师得知他过去参加过共产党,还说他是老党员,应当去找县人民政府安排工作;有的还主张他回到党内,告诉他共产党员都有党证,要他去请求补发党证。同年9月,万安县各中小学开学,万安县立中学由中共万安县委书记、县长刘彦兼任校长。曾洪易找刘彦请求安排工作,刘同意曾仍回县中教书,但未令县中为曾办理复职手续,拿不到薪水,曾仍在家中闲住。后来,刘彦安慰他,说他没有什么问题,除了可担任党内和政府工作外,还可介绍他去当报馆编辑、书店编辑(即出版社编辑---引者)、俄文翻译、中学教员或校长、大学教授、中医医生等。老师们的建议和刘书记的意见令曾洪易的情绪一度飘飘然。
此后,搜捕潜藏各地的叛徒的指示下达到各县。曾洪易所住的万安第一区区政府贴出通告,要过去那些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员向区政府报到。曾洪易如期作了报到,期望能安排一份工作。但这一报到使曾洪易仍在万安的消息逐级报到了省里,使过去那些与曾洪易在赣东北打过游击、知道他在赣东北的所作所为、当时在省里担任重要领导的干部喜出望外。
不久,中共吉安地委接到省里关于逮捕曾洪易的指示,于1949年12月9日找到住在该区第六保的曾洪易,以“到吉安教俄文”为名,将他诱捕。这时,曾洪易对自己被捕没有半点怀疑。他认为即使不能在县中当教员,但好在吉安也离家不远。只要到吉安有了工作,今后还可随时请假回万安的。他只带了一点日常所用衣物和过去在家赋闲时翻译的《世界名诗人译诗选》第一、二两辑和自己创作的《祖父行》诗稿到了县委,再乘船到达吉安。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吴青光找曾洪易谈话,了解他的经历,并要他到南昌去,说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找他有话谈。随后,吴青光亲自携带与曾洪易谈话后写成的曾洪易的一份简历,押送他到达南昌,交省公安厅看管。曾洪易到省后,从他所写的材料看,对自己被捕仍无警觉。他即时写成了书面报告,“报告这次来省经过”,并提出了三点请求:一、恢复他的党籍,发给党证,编入党支部组织,分配党的工作;二、因自己身体有病,家有老母幼女需要照顾,请求介绍回万安分配工作;三、万一不行,请求回万安由地方政府帮助行医。有关人员对此未予答复,并骂他是叛徒。两个月后,于1950年2月,省公安厅将他和另从别县捕获的涂振农、缪壮林等三个叛徒押送到武汉中原区(后改为中南区)公安部关押。6、7天后,又由中原区公安部派出七名干警把他们押送北京中央公安部德胜门监狱关押。据中央公安部材料记载,曾洪易等人被送到北京的时间为1950年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