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6-11-25
孙中山的故事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有一次，他身穿便服，到参议院出席一个重要会议。然而，大门前执勤的卫兵，见来人衣着简单，便拦住他，并厉声叫道：“今天有重要会议，只有大总统和议员们才能进去，你这个大胆的人要进去干什么?快走!快走!否则，大总统看见了会动怒， 一定会惩罚你的！” 孙中山听罢，不禁笑了，反问道，“你怎么知道大总统会生气的?”一边说着，一边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卫兵一看证件，才知道这个普通着装的人竟是大总统。惊恐之下，卫兵扑倒在地，连连请罪。孙中山急忙扶卫兵起身，并幽默地说：“你不要害怕，我不会打你的。
1892年7月，孙中山先生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的西医书院，荣膺医学博士学位。同年九月，应邀赴澳门镜湖医院，担任不受薪金的义务医师。为了使贫苦病者也能廉价地用上西医西药，他到镜湖医院就任不久，就努力争得院方的支持，借银一千四百四十两，租下草堆街八十四号办起了“中西药局”。
这是一幢简陋的木结构两层楼房，楼下的铺面作“药局”，楼上是寓所。那时，他使用的名字是孙逸仙。
转眼已是一八九三年初。时间恐怕已是深夜了，孙逸仙的同乡挚友、自号“杨四寇堂”主人的杨鹤龄依然谈兴正浓，边走边谈，执拗地把孙逸仙一直从水坑尾街青砖巷口的“杨四寇堂”陪送回草堆街。
当推开“中西药局”那扇半掩着的木门时，孙逸仙和杨鹤龄不由得都怔住了。在柜台上那盏煤油灯映照下，柜台前多了一副用床板临时凑合而成的担架，上面躺着一位用破棉被包裹得严严紧紧的病人。虽然灯光微弱，他那因痛苦而扭歪的脸孔和密布的豆大的虚汗依然清晰可见。
扑地一声，一位白发苍苍的干瘦老人，突然从病人身边抢了过来，跪倒在他跟前，嘶声说：“求求孙大夫救治我这唯一的孙子。”
孙逸仙吓了一跳，慌忙双手把老人挽扶起来，劝慰说：“老人家不必如此，让我先看看令孙的病况，也许并不像您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杨鹤龄把老人扶在椅子上坐下，也帮着劝慰：“老人家不要慌，孙大夫医道高明，他的话是不会错的。”
孙逸仙解开病人的衣服，把听诊器按到他的胸腹部，凝神地谛听着，渐渐地，眉峰蹙成了一团，他陡地转过头来，目光严厉地扫向陪送病者前来的人：“病情不轻，怎么拖延到现在才送来？”
老人的两行热泪从眼眶里奔涌而出：“我们小户人家，吃不起西药，看不起洋大夫啊！没奈何，只好求一位看过点医书的街坊开个药方，胡乱抓两剂中药给他吃，却不见好转，反而越病越重。看他病成这个样子，疼痛稍见轻些，又挣扎着爬起来到鱼栏当小工，我心中犹如刀割，可总得挣钱糊口！众街坊看着不忍，凑了几块钱，劝我送他到洋大夫那儿看看。谁知那西洋鬼存心讹诈，这里敲敲，那里摸摸，给了几片药片，一次就收诊金药费整整五元。那西洋鬼还说，这病得开刀，动大手术。这……我倾家荡产也筹不了那么多银两啊！”
孙逸仙心里十分难受。他出生于农家，他父亲孙达成年轻时曾在澳门板樟堂街学过裁缝，当过鞋匠，成亲后才在香山县翠亨村老家定居务农。为了生计，常携年幼的 孙逸仙往返于香山与澳门之间。因此，孙逸仙从小便对澳门和旅澳的香山乡亲，怀着一种仅次于乡土的特殊情感。特别是，此番他赴澳在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师，开办中西药局，对贫病者赠医赠药，正是为了贯彻他“以家堂为鼓吹革命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的初衷。如今，眼看躺在担架上的病者生命垂危，他能不伸出救援的手吗！
他先是详细地问了症状，重又听诊了一会，然后从药箱里取出几粒药片，让病人用凉开水送服下，这才脸色凝重地缓缓地说：“病人浮肿、虚脱，时有惊悸之象，且有血尿史，这是中了尿毒所致。最可虑的，是他很可能患了肾结石和泌尿系统感染的并发症。
孙逸仙沉吟片刻，终于作出了决定：“刚才我给他服的药，只能减缓一些症候，治标不治本。这样吧，明天不必再送他来了，我到你家走一趟，补作些必要的检验，如有必要，就送去镜湖医院留医，动手术。”
“夜深了，回去好好睡一觉，一切会好起来的。”
孙逸仙俯到病人耳边，柔声安慰着。
听孙逸仙的意思，好象没提到诊金，老人那颗悬着的心却还没能放下，怕耳朵不灵听漏了。他悄悄地扯扯杨鹤龄的衣角：“孙大夫看一次病，诊金多少？”
杨鹤龄笑笑，竖起两只手指。
老人吃了一惊：“两元？”
杨鹤龄摇了摇头。
“二十元？”老人连眼睛都睁圆了。
“不，是两角钱。”见老人家吓成那个样子，杨鹤龄连忙更正。
“像老人家这样家境的病者，我向来是分文不取的。”当老人家终于抬起头来时，孙逸仙已经换过一杯热茶，端到他的面前了……
翌日中午，按着二伯公——这就是人们对那位老人家的称呼――的地址，孙逸仙在望厦村的一间残旧不堪的房子里，找到了他们爷孙俩。
孙逸仙举头四顾，在二伯公那空荡荡的破屋里，见不到一件象样的家具，只见墙角斜靠着一根竹杠，地上一堆散发着鱼腥味的粗麻绳。
最令他疑惑不解的是，二伯公这人，虽然形容枯槁，脸上爬满了饱经忧患的皱纹，浑身上下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书香世家特有的儒雅风度。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古仁人之心，何尝不善！可惜难以办到。今天么，咳，更休提了。”说到时下的国计民生，老人只是摇头叹息。
“那又为什么呢？”孙逸仙热切地问道。
“为什么？豺狼当道，社鼠横行。当今崇尚的，不就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吗？”
孙逸仙心里陡然一震。当年，他在书院读书时读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曾觉得它似乎很有道理，对饱受列强欺负的中国，不啻是一记当头棒喝。同时，又模模糊糊地觉得，把生物进化中的一般规律，引伸到人类社会中又不尽恰当。到底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儿？终于，他的思路逐渐清晰了：只有推翻帝制，创立民国，才能使中华古国五千年的辉煌历史重放异彩。
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孙逸仙重又经历了一遍当年痛苦思索的整个过程！老人那一番话留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这些话如果出自一位青年学生的口，或许不会引起他这么大的感触。可是，眼前这么一位满腹“子曰诗云”的老人，他怎会如此熟悉当时刚传入中国不久的达尔文著作呢？
孙逸仙问道：“二伯公，像您这么一位博古通今的儒者，怎么会流落到这般地步的？莫不是家中发生了什么变故？怎么膝下无儿，只留下这么一个独苗苗孙子？”
二伯公长叹一声，说：“老朽一生坎坷，那倒不必说了。文章憎命达，自古皆然。你看屈子、贾生、司马太史,哪一位不是空负补天之才，而不得其用的！区区如我辈，又何足道哉！只可惜稚子无知，误交匪人，受骗卖身，沦为‘猪仔’（广东人对到外国谋生当代契约华工的俗称），糟糠难熬，媳妇改嫁，这才贻我邓攸之痛啊！”
沉甸甸的灰色天宇，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下起纷纷扬扬的小雨，一股寒意从孙逸仙心里透发出来。
孙逸仙慨然说道：“二伯公，请放心，阿成（二伯公孙子的名字）的事包在我身上。明天，您约同街坊把他送到镜湖医院留医，过几天我给他动手术，把‘沙淋’（广东人对肾结石的俗称）割掉，还您一个健康完好的孙儿。至于诊金、药费，您就不必操心了。”
告辞时，孙逸仙紧握着二伯公枯瘦的手，恳切地说：“二伯公，您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未免太悲观了。时代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有一股凛然正气磅礴其间。古贤人的话不会白说，‘天下为公’的理想终究要实现的。”
孙逸仙把话说得很慢、很轻，但每字每句，都蕴涵着充沛的力量。说到后来，连他自己也难以分清：他是在告慰老人呢，还是在鞭策、勉励自己……
其实，当孙逸仙毅然决定义务做这例手术时，他是深知道这并不仅仅是关乎一个垂死病者的安危的。那天晚上，在“杨四寇堂”，杨鹤龄就曾担心地提醒他说：
“这里的一些葡籍西医，对你妒嫉得很哩，恨你在镜湖医院主刀，打破了他们在澳门的一统天下；恨你开设中西药局，赠医赠药，抢走了他们的饭碗。听说他们唆摆澳门当局出面，要限制你的行医哩！”
“医者父母心，但求实现我‘救国工作自救人开始’的主张，我又何惧乎区区几个庸医的忌恨。”孙逸仙记得，那天晚上，他是这样回答挚友善意的提醒的。
是的，无论是镜湖医院院方、少数对孙逸仙心怀忌恨的葡医，甚至消息灵通的市井小民，对这例手术的关心早已远远超越这例手术本身。孙逸仙是华人主办的镜湖医院有史以来的第一位西医，这例手术是院方设立西医室后的第一例大手术，今年又正值医院落成二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院方对这例手术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按照中医的传统理论，肾乃五脏之一，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充满神秘感的器官。孙逸仙到底能不能在这禁地上顺利开刀，为全澳门的中国人争一口气呢？即使是与二伯公一家毫不相关的市井小民，也不由得寄与极大的关注。
时钟当当地打过九点，整座镜湖医院都笼罩在一片异乎寻常的肃穆中。在这座典型的中国古祠堂式的建筑物里，无论是候诊室、院旁的通道、甚至院门外，都挤满了各种职业、各种服饰、怀着各种心情前来的人。
而在手术室里，那种极度的紧张，简直令空气也停止了流动。孙逸仙正在手术前的最后准备，尚未露面。躺在轮床上的患者，已由护士小姐推送到手术室正中。镜湖医院的总理们，远远地环坐在手术台周围。二伯公拼死拚活也要进来，却被老街坊搂住，拦在门外，怕阿成万一有什么好歹，老人家受不了刺激。
突然，通往内室的白门帘无声地抖动了一下，全部的视线立刻朝那儿聚集。门帘掀动处，孙逸仙身穿白罩衣，戴着大口罩、乳胶手套，径直地走过来了。
迈着稳重的步伐，孙逸仙走进了手术室。他那沉着的大将风度，具有一种非凡的魅力，使得身材矮敦的他，穿上医生的白大褂后，在旁人眼中，显得修长了许多。那英俊而略带清癯的脸，虽然被大口罩遮掉了大半，明亮的眼睛却更具神采，在手术灯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柔和，给人以一种可把生命付托给他的安全感。
在孙逸仙背后，站着从香港专程赶来、自愿为他当助手的康德黎博士。他们师生俩的关系也真特别，在香港西医书院的课堂上，康德黎是孙逸仙的老师；而在另一方面，康德黎却情不自禁地为自己学生的品格所倾倒。多年以后，康德黎是如此向别人解释的，他说，孙逸仙的“天性易于吸引人们注意他，使人们时刻在诊室中或沙场上替他服务，这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内在力量，一种吸引人们愿意亲近他的磁性。”
康德黎主动提出给孙逸仙当助手，一点也不意味着他对孙逸仙不放心。不，对这位得意门生，他认为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此刻，他要看的是孙逸仙如何准确、干脆利落地下刀。那心情，恰似一位艺术家在欣赏另一位艺术家的精心杰作。
围观者屏气息声，注视着孙逸仙以极其熟练的手法，剖腹取肾石……直至手术后在创口上缝合了最后一针。
护士小姐把孙逸仙从病者肾中摘除的结石，用洁白的搪瓷盆盛着，托送到围观的总理们的面前。这枚形如鸡卵的肾石，重一两七钱多！
大喜之下，人们反而有点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才听到从喉咙底发出的压抑不住的欢呼。因为怕惊扰病者，总理席上的声音是压得低低的，就像一筐春蚕在咀嚼桑叶。随着总理等人的鱼贯退出，欢呼声一直从手术室扩散到外边来，越传越响。
杨鹤龄的第一反应便是跑到菜市，斩了半斤烧鹅，买了几样鱼菜，一瓶“玉冰烧”米酒，他要赶回寓所，炒几味拿手的家乡小菜，准备邀孙逸仙痛饮三杯。
一些葡籍医生的密友也夹杂在人群中，听到手术成功的确讯后，他们声息悄然地离开，脸上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失望和沮丧。
二伯公迷惘了许久，这才猛省起来：孙大夫妙手回春，把阿成肚子里的“沙淋”割掉了，他唯一的亲骨肉得救了！
两行欢喜泪从二伯公的老脸上滚下来……
两个月后，澳门当局终于以“只有在葡萄牙学医毕业的人士才能获得医生执照开业”为理由，饬令药房不得为孙逸仙所开的处方配药。孙逸仙于是改赴广州行医……
痛感于“医术救人，所济有限”，“若救国救人，非锄去恶劣政府不可”的孙逸仙，从此“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医国事业”。
孙逸仙暂且放下惯用的医用手术刀，满怀信心拿起了另一把他暂时还不熟悉的武装起义的“利刀”，他要向在中国土地上孳生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的毒瘤开刀了！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