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佛寺位于成都市西门外通锦桥，相传建于东汉延熹（公元158—167）年间，是成都著名古刹，从南朝至明代的千余年间，香火连绵不断。根据文献和出土造像题记，万佛寺南朝时名安浦寺，唐代名净众寺，宋代改名净因寺，明代又名万佛寺，明末毁于兵乱。
万佛寺遗址自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出土以来，先后四次出土了大批石刻造像，约二百余件。其中，有两次出土的造像大多为四川博物院收藏，内容有佛像、菩萨像、造像碑、造像龛、伎乐像及各种建筑构件。其出土的南朝梁（公元420年—589年）造像刻有明确的纪年，是研究早期佛教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万佛寺石刻造像在四川乃至全国石刻造像中占有重要地位，它题材丰富，布局复杂而完整，雕刻细腻而精美，其中的不少精品曾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并被收入各种图录中。我们从馆藏万佛寺石刻中挑选出部分精品，同时也附带选出几件我省其它地区出土的石刻造像进行展出，以满足广大群众对佛教艺术的需求。这是成都万佛寺石刻出土一百余年第一次集中展示，它将让你领略到佛教艺术的魅力。 陶瓷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它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影相伴，它是人类最早的文明成果之一，是泥与火的完美结合。
中国的陶瓷文化源远流长，早在15000年前的先民们就创造了陶器，至夏商瓷器萌芽，汉代已能烧制成熟的瓷器，至今陶瓷仍与我们朝夕相处，丰富和美化着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瓷器曾作为“使者”，向世人展示我华夏的辉煌，以至英文的China（瓷器）成为了中国的象征和代名词。
巴蜀的陶瓷发展也经历了同样的历程，从稚拙古朴的大溪彩陶、生动形象的汉代陶塑、多彩多姿的宋三彩俑，到别具一格的青羊宫窑、邛窑、玉堂窑、广元窑、磁峰窑、琉璃厂窑……，无不展示出巴蜀陶瓷自然质朴的魅力，她虽没有官窑瓷器的精美华贵，但却体现了浓郁的生活气息。特别是邛窑的彩斑、点彩和彩绘，拓展了陶瓷装饰艺术的新天地，久负盛名的省油灯，可堪称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发明创造。这里还荟萃了全国其他窑系的作品，她们如诗、如画、如美酒；类玉、类银、类冰雪，诉说着中国古老瓷器的美丽故事。
让我们穿越千年时空，叩开陶瓷艺术之门，去领略她的百态千姿、万般风情吧！ 中国书画源远流长，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财富。
四川的书画艺术有很深厚的传统。从唐代开始，一些京都和外地画家纷纷随唐玄宗、唐僖宗避乱而来，给四川的书画艺术带来了兴盛的景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提到“蜀道僻远而画手独多于四方”。《益州书画名人录》记载，从唐乾元（公元758年）到宋乾德（公元967年），和清初到民国（公元1736到1046年）这两段历史时期的川籍和在川的外籍书画名人达1100多人，由此给四川留下了无以计数的法书名画。抗战时期，四川作为大后方，又汇集了四面八方的文化名人和艺术家，再次掀起了近代艺术的大潮。
这里展出的馆藏书画精品，虽吉光片羽，却也能够领略中国书画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其特色让人留恋往返。 二十世纪是四川历史上波澜壮阔、风云变幻的100年，其间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件，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舞台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我们撷取其中最令人难忘的几个片段，奉献给观众。
本展览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四川保路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军长征过四川”，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腾飞的四川”三段史实为主要内容，通过近300张资料照片和200余件历史文物，再现百年来四川人民的奋斗历史，彰显四川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振兴中华而不屈不挠斗争的崇高精神。
温故知新，鉴古知今。四川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定能够继承革命传统，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更加辉煌的成就，谱写更加灿烂的历史篇章。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著名画家张善子和张大千先生既取意《大风歌》，又撷名明末清初画家张大风之名，为他们的画堂命名为“大风堂”。张氏昆仲不虚此名，在二十世纪的画坛挥毫扬风，艺振寰宇。
大千先生仙寿八十有五，从艺七十余载，仰天纵之才，尽毕生之功，踪迹先贤，遍游名山，熔铸古今，集先古画学之大成，施墨成画三万余帧。工笔写意均入妙境，山水、人物、花鸟皆富神采。其清丽俊逸之笔，纵情泼彩之韵，令中西雅士神往。他的才情与勤勉、胆识与阅历皆非常人所能企及，正如徐悲鸿先生所誉：“张大千，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
四川博物院对大千先生画作的收藏，也堪称富甲一方，尤其是临摹敦煌壁画。随着您眼波的流动，那一幅幅金碧巨制，一层层清逸笔墨，一枚枚玲珑玉印，一段段过往旧事将牵引您走进一个非凡的大千世界。 藏传佛教是公元7世纪分别由印度和我国汉地传入西藏后，经过三个多世纪与西藏本土宗教“苯教”的相互碰撞、相互吸纳的过程中，逐渐本土化了的具有浓郁西藏特色的佛教。又称“西藏佛教”，俗称“喇嘛教”。
藏传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宁玛、萨迦、噶举、格鲁四个主要教派和一些小教派。这些小教派有的后来自行消失，有的融入到主要教派之中，其中的觉囊派至今尚存，活跃于今四川、甘肃藏区。苯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逐渐藏传佛教化。
藏传佛教对藏民族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渗入其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风俗习惯中，成为我国藏族广泛信仰的宗教，并且通过长期的民族文化交流，它又传入我国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珞巴族、门巴族、纳西族、普米族等民族中，在我国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新疆、内蒙七省流传，并传入锡金、不丹、尼泊尔、蒙古人民共和国及俄罗斯的布里亚特等国家和地区。
四川是我国的第二大藏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我馆收藏的藏传佛教文物十分丰富。这些文物全面反映了一千年多来佛教文化在藏族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我们从中挑选出部分精品进行专题陈列，这些文物几乎都是第一次对外公开展出，它们除了让你对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文化赞叹外，还将给你带来美的享受。 两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经济发展、疆土扩张，汉代陶石艺术就是在这片时代沃土上生长出来的艺术奇葩。
以画像石、画像砖以及陶塑艺术为代表的汉代陶石艺术，是当时“厚葬”风俗的产物，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和时代特征。西汉中晚期，厚葬之风盛行，为画像石、画像砖的大量产生创造了条件。
四川盆地开发较早，秦统一巴蜀后，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得以迅速传播，四川汉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都有极大的提高，文翁兴学又使蜀地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安定富庶的四川自然成为陶石艺术流行的重要区域，从西汉中后期开始，盛行于东汉时期，最晚到蜀汉初期。不仅数量庞大、种类繁多，而且其画像风格极具地方特点。
东汉时期道教神仙思想的盛行，对汉代丧葬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相信“灵魂不死”，“死后升天”。汉代陶石艺术中没有生命消亡的阴影，而是充满了对生命的礼赞和渴望，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作品洋溢着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它生动而形象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在塑造技巧上还是在雕刻手法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仅在研究汉代社会生活、精神信仰、道德观念等方面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同时在中国艺术史上写下了灿烂辉煌的篇章。 红铜和锡或铅的合金称青铜。作为中国青铜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六百年左右，巴蜀青铜器在与夏商周青铜文化的交流中，逐渐形成自己独具特征的青铜文化。中国古典文献汗牛充栋，但有关巴蜀历史的记载却寥若晨星。因此，古巴蜀的历史扑朔迷离，众说纷纭。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新繁水观音、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彭州竹瓦街、成都羊子山、成都百花潭、重庆涪陵小田溪、新都马家乡、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以及茂县、宣汉县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铜器。此外，与四川相邻的陕西汉中、宝鸡以及湖北宜昌等相邻省区也都发现了具有巴蜀文化特征的青铜器，给巴蜀文化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证明在广袤的四川盆地，大约在三、四千年前，蜀人就创建了高度文明的古国，后来又和巴人一起创造了灿烂的巴蜀青铜文化，代表了巴蜀古代文明的最高成就。
当我们默立在巴蜀先民留下的宝贵遗产面前时，不能不感叹先民们在创造自身文化的同时，不忘汲取商周文化精髓的胸怀和睿智；不能不钦佩先民们在创造富裕的物质世界的同时，也创造了浪漫的青铜艺术世界中的辉煌。
这里展出的仅仅是四川博物院藏青铜器的一部分，它的神秘与奇特将会告诉你昔日的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