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顾茅庐是刘备和诸葛亮这对千古君臣之间的一件美谈，从三国时期开始就为人津津乐道，刘备因此被作为明主表率，诸葛亮也因此成为“安居而知天下事”的智慧代表。
不过据《魏略》所记：刘备其实没去访诸葛亮，而是诸葛亮先来找的刘备。这一点在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讲坛里也有提过，当然易先生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刘备在荆州进行了多次聚会，在某一次聚会中诸葛亮去参加了，并且在宴会上得到了刘备的关注，后面才有了刘备三次探访隆中的情况。
《三国志》和《魏略》这两种说法可谓大相径庭，那到底是刘备主动去找的诸葛亮，还是诸葛亮先去刘备面前毛遂自荐，让刘备去找他的呢？
易中天先生的观点首先是承认这两种说法，但最主要的是以《魏略》为先，《三国志》辅之，并且引用了一位叫刘啸的先生的看法，认为诸葛亮是先去找的刘备：
- 诸葛亮更急迫需要找到一位明主辅助，以施展自己的扶龙之才，证据就是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是需要出将入相的，安居在隆中之地种田，并不符合诸葛亮的个性；刘备更迫切需要一群有能之人来辅助，而诸葛亮只是其中之一，换句话说就是：刘备可以慢慢找，诸葛亮却需要马上找，以占据在刘备集团的一席之地；荆州形势危急，诸葛亮已经没时间了，需要尽快让刘备发现自己，可当时的诸葛亮名声不显，刘备却是天下闻名，一个有才但没什么名气的手下要找一个天下闻名的领导，不可能还宅在家等运气，肯定是主动出击的。
魏略曰：刘备屯於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亮独留，备亦不问其所欲言。……备从其计，故众遂强。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
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可细敲一下又不是必然的：
- 刘备在荆州收买人心一事已经引起了刘表的忌惮，以诸葛亮和刘表的关系（刘表是诸葛亮老婆黄月英的姨父），诸葛亮主动去找刘备，不可能不顾及到刘备和刘表之间那互相利用又互相猜忌的态度；刘备是急于找到各类人才，可他并不是在家里办宴会，高高在上地“选美”，而是上山下乡地探访人才，《襄阳记》就记载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徽，这才得知有卧龙、凤雏这两位的存在”，以刘备当时的情况来看，他确实也急着找到人才来用，那该主动的难道不应该是刘备吗？荆州当时情况也未必有多紧急，刘备刚打败了夏侯惇和于禁的侵略军，曹操也正在经略河北，刘璋、孙权都没空来荆州闹事，此时的荆州还算安稳，比起诸葛亮，刘表、刘备才是应该急的人。
此外我还有两个重要的证据可以佐证：
第一：诸葛亮所上的那篇千古名文《出师表》，中间就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明确说明了刘备来找他三次。如果诸葛亮是说谎或是避重就轻、不谈自己去找刘备的事实的话，那是避不开赵云和刘琰等元老重臣的耳目的。
赵云是刘备心腹、骑兵队队长兼管家兼保镖，刘备不论是上山下乡还是高坐家中是都得带着赵云的，对于这“三顾茅庐”的内情，赵云应该是知根知底的，而刘琰则是刘备同宗，在豫州时就跟随着刘备，因为长得帅口才又好，人际沟通能力不错，被刘备引为宾客，带着他到处交际应酬。
《三国志.刘琰传》——以其宗室，有风流，善谈论，厚亲待之，遂随从周旋。常为宾客
诸葛亮的《出师表》虽是上疏，但都要记录在案的，文章大谈刘备纡尊降贵来拜访自己的事，要瞒别人容易，可要瞒住赵云和刘琰这两人是几乎不可能的，何况当时还有其他的荆州名士，诸葛亮不可能给自己挖这么一个坑，到头来自己跳下去吧！
第二：《魏略》的描述很有问题，首先《三国志》确实记载过刘备在荆州时，有人主动去见了刘备，毛遂自荐，不过此人不是诸葛亮，而是徐庶，并向刘备极力推荐了诸葛亮。“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然后刘备就去见了诸葛亮，请了他出山辅助。
这事前因后果很合理，很有逻辑，首先是徐庶来见刘备，然后推荐了诸葛亮，最后刘备去见了诸葛亮，可按照《魏略》的说法，那就是徐庶来见刘备——刘备不去，办宴会——诸葛亮来毛遂自荐，这一点和刘备急需人才的实际情况十分不符。刘备为了人才储备，连隐居深山的司马徽都找了出来，怎么可能会放着一个“卧龙”不管不顾呢？
如果按照《魏略》的说法，那不但要推翻刘备主动去见诸葛亮的情况，还要再推翻“徐庶去见刘备并推荐诸葛亮”的情况，要不然的话就显得前后矛盾，不合常理了。可明显《魏略》并没有推翻“徐庶见刘备”的情况，只是将“诸葛亮去见刘备”的情况强行写在书里，至于是否前后矛盾，作者鱼豢似乎没管太多。
按照推断，《三国志》的说法逻辑合理，也比较真实，那为什么会出现《魏略》的说法呢？
关于“诸葛亮北上见刘备”的说法，应该就是以诸葛亮好友颍川石韬、汝南孟建的说法为根据的，这两人都是诸葛亮的好友，诸葛亮是否主动见过刘备，他们肯定是知悉的。
但要知道，《魏略》作为一部曹魏写成的史书，作者是魏臣鱼豢，而且还是私人编史，所根据的史料几乎都是曹魏方面流传的书籍，其中难免会出现编纂偏狭和避重就轻的情况。
裴松之虽然以《魏略》来做《三国志》的注，可《毛诗正义》所说：
注者，著也，言为之解说，使其著明也。
意思就是注就是用来解释或者拓展史料，补充原作者所遗漏的历史和加入写注者自己的观点的工具，其中的真实性有些毋庸置疑，但也有些是有待考证，遇到好一点的写注者会加上自己的解释，供读者自己分辨。像裴松之就是这样一位会加入自己观点的写手，对于《魏略》中出现的错误，裴松之也是毫不留情面，直接批驳：
魏略曰：诸葛亮病，……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