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0-05-11
道士塔
作者: 余秋雨
一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二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三
1900 年 5 月 26 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
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
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
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
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 年 10 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 年 5 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1908 年 7 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 年 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
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
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我好恨!
四
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道士塔赏析2008年07月14日 星期一 22:00赏析一:余秋雨的<道士塔>写莫高窟敦煌文书所遭受的历史厄运以及作者对此的感悟沉思.但文章涉及的一些问题却引起了我的疑问和思考. 作品首先写王道士,说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尽管作者也意识到"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并且也提到了一些官员的无知和腐败,但还是把相当多的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泻了.什么"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什么"小丑""肮脏"等等,作品详细描述了王道士发现敦煌文书并将其卖给斯坦因等人的过程.文章名为<道士塔>就很说明问题,而且应该说,全文是紧扣"道士塔"这个题目的.这就给人一个印象,似乎真如作者所说:"不幸由王道士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而如果换另一个有文化的人来当家,似乎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赏析二:余秋雨的文化散文<道士塔>揭示了一个文化悲剧,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但除了愤怒与悲哀,作者也未能告诉我们出现这样的悲剧的根源所在.人的被"错置"的命运是导致历史荒谬的本源所在,而"家天下"的制度则是民族悲剧的必然发生的现实因素,文化认知意识的落后则是这一悲剧产生的文化背景与根源性动因.
赏析三:道士王圆箓长眠于敦煌莫高窟已经70多年了.他是一个道士,最终却沉睡在了佛的怀抱,受到佛的永久庇荫,不能不说是非常罕见的例外.更有意思的是,从古至今,王圆箓大约还是道教史上惟一一位在死后得以建塔的道士,而且在莫高窟,而且安葬他的那座塔,比别的塔高而且大.这两点例外,已是难得的殊荣,足以表明他的不同寻常.
赏析四:余秋雨的王道士 ――评《道士塔》中的王道士形象
湖南娄底蓝圃学校 刘玛林
说余秋雨先生是当今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人一点也不过分.且不说过去的辉煌,单是近来的批评就够了.
作者看重《道士塔》,是《文化苦旅》开篇之作;批评者也看重《道士塔》.特意弄了一个《道士塔》的评注版.(附文后)
要说《道士塔》,王道士是个关键人物.看重与批评,分歧就出在王道士身上.
在《道士塔》中,作者既写出了王道士作为文物破坏者与文物出卖者的身份,破坏了敦煌的壁画,破坏了敦煌的雕塑.是敦煌的罪人.又写出了王道士的无奈.出身农民,生活所迫,当了道士.改善居住环境,粉刷房子,塑造天师灵官.在他看来,一切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至于出卖文物,更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要王道士去识破外国掠夺者的阴谋不现实;把文物保护的重任都压在王道士身上更没道理.所以作者有文中写道:”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所以作者最后把王道士定位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
作者对”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并不是要一味地贬低,揭发他的”罪恶”,而只是用艺术手法去还原历史上的真实的人物.这就是余秋雨先生散文的”枯骨生肉”的特点.或者说”煽情”.
”枯骨”指的历史事实,”生肉”指的是借历史事实而创造的鲜活的”人”,生动的”事”,深切的”情”.下面我们来看一段国学网站有关王道士的介绍:
王道士(1849-1931) 湖北麻城人。本名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圆禄。家贫,为 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 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 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 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雇敦煌贫士杨某 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 络绎而至,命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光绪二十六年(一说二十五年) 初夏,杨某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 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圆禄。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 与破壁探察,果见复室,积 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 等,即后来蜚声中外之莫 高窟藏经洞。乃取部分写 卷、佛画等分赠肃州兵备 道廷栋及本县官员乡绅, 是为藏经洞文物流出之始。二十八年,甘肃学政叶 昌炽闻讯,次年十一月及 三十年四月和八月,先后 得敦煌县令汪宗翰所赠经 卷、画像,叶氏建议藩台将 此宝物运省妥藏,以运费 银五六千两无着而罢,三十年三月甘肃布政司命汪 宗翰就地封存。汪氏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三十二年,他于藏经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层楼阁,有《重修千 佛洞三层楼功德记》记其事。三十三年三至五月,斯坦因至 莫高窟,以四块马蹄银(共重二百两)骗买写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五箱。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 踵至,以白银五百两骗买写本、印本、经卷、文书、佛画等六 千卷,并拍摄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帧。宣统二年(1910) 清廷学部获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后,电令甘肃藩司将 剩余经卷运京保管、王道士又私藏若干。同年前后,于数十洞窟凿通道,使各洞相通连,大量壁画遭破坏。修“古汉桥’,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残塑,造“千相 塔”?之,有廷栋撰文并书丹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记 其事。民国元年(1912)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 用白银三百五十两骗买写经四百余卷。1914年,斯坦因 又来莫高窟,用银五百两骗买经卷五百七十余件。王道士 在外人诱引下,监守自盗、非法出卖国家文物,计大宗者四 起得银一千五百五十两,更加历年募化所得,遂成敦煌巨 富。曾拟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层楼事未竟。殁后即葬于 莫高窟庙前大泉河东岸,同年七月卅日,其往赳玉明、徒孙 方至福就其墓起塔立碑,其碑不著撰人,木质、阴刻,今仍 嵌于原塔南侧龛内。
对王道士只是停留在事件的叙述上,没有对王道士的精神深处的刻画.可以说,只见其事而不见其人.在课文中是这样的: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王道士农民的文化层次,道士的思想意识,中国平民憨厚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塑造这个人物的目的,不是讽刺中国的农民、道士、平民。而是要突出“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让一个完全没有犯罪意识的人犯下了滔天大罪。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呢。
为了写活王道士这个人物,作者还尽可能通过想象来还原历史事件,比如写到斯坦因来取经:
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敦煌文物的流失,是个悲剧。这个悲剧的深刻性还在于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判断来表明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王道士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如果他不是在敦煌,可能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我们不能对他过于追究。可想到敦煌那么多的文物都经他的手而流失,我们又不能不置之不理。爱也爱不起来,恨也恨不起来。剩下的就只有“痛”――“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这种深切的“痛”不光表现在王道士这人物身上,还表现在文物的去向的态度上。作为中国人,自然希望留在中国。可想到那些留在中国的反而遭破坏,还不如给别人保存。在这样的悲剧的社会中,“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这种激愤的感情是作者创作的动力,也是打动读者的鼓点。批评者说是“煽情”,好的散文哪篇不“煽情”?我倒认为如果余先生的文章中真的去掉这些内容,那就真的成了“浅薄”的论文,或者是“掉书袋”的散文。
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节严重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面对中华民族的巨大创伤,在极其悲痛的感情支配下,读者读到此处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共鸣,而不去计较作者参与到叙事中去是否合理。
在历史长河中,王道士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守教规的道士,愚昧而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他给中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道士塔》中,王道士是一个上错了舞台,扮错了角色,说错了台词的演员。从他身上我们读到了无奈的悲哀